用兵无一定之机，弈棋无一定之算，为治无一定之法。兵机一定者其兵必败，弈算一定者其弈必穷，治法一定者其治必弊。盖天下之事常贵于通，而恶于拘，天下之弊常生于偏，而杜于全。苟为治而立一定之法，其势必至于拘而不通，其法必至于偏而不全。上有所市，则下之人且将争趋奔走，源而海之，丘而山之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。愚尝读《尧典》之书，而观有唐之治，读《舜典》之书，而观有虞之治，窃见其万邦协和、百姓昭明而已，窃见其五教敬敷、五典慎徽而已，窃见其比屋可封、黎民敏德而已，初不闻其所定者何尚也，又不闻其所尚者何法也。当时民风国俗，浑沦全粹，大抵如良金美玉，人皆宝之，而不知其所以宝，如谷粟桑麻，人皆用之，而不知其所以用，曾何尚之可名，而弊之可指哉？此无他，为治之法未尝定于一偏故耳。及读太史公之《史记》，考周公之治鲁，尚齿而亲亲，是以鲁人厚宗睦族，循循于礼法；太公之治齐，尚贤而尊尊，是以齐俗慕义向风，相矜于名节。此其为治非不善，奈何传之末年，鲁弊浸弱，奔命于齐晋之侵，而不能以自振；齐弊浸弱，掣肘于崔、田之难，而不能以自免。当其盛时，民风国俗如阳和一布，千花百卉皆足以增胜概于林囿；而其衰也，又类秋风之陨箨，孑然无复遗矣。此无他，为治之法倚于一偏，而不通于变，故其弊必至于此，无足怪也。愚尝举是以应明有司之问，则诸儒言三代所尚者，斯有以绳其缪；而汉晋以来所尚又不同者，皆有以鉴其失矣。请为执事一一言之。夏之有天下也，行尧之道，其民醇，其事简，其风声气习虽有似于忠，然非夏之君专尚忠以化之也。今观其饮食之菲，宫室之卑，不谓之质可乎？礼乐之著，文命之敷，不谓之文可乎？商之有天下也，缵禹之服，其民犹醇，其事尚简，其风声气习虽有似于质，然非商之君专尚质以化之也。今观其检身若不及，不谓之忠可乎？稽于法度，不谓之文可乎？至于有周之君，淳朴浇散，巧伪萌生，当时著作之盛、庶事之备，虽有似于文，然又岂周之君专尚文以化之哉？观诗人称其忠厚以成其福禄，则亦所谓忠也；《记》言其陶匏以祀上帝，则亦所谓质也。呜呼，三代之政未尝胶于一曲如此，而戴圣、迁、董之徒乃始倡为忠、质、文之说，列其全而偏之，岂有不亏于三代之治体乎？此诸儒言三代所尚，愚所以欲绳其缪也。西汉之兴垂三百年，所尚者经术，如平当以《禹贡》行河，隽不疑以《春秋》决狱，通经而明先王之道者有之，儒术而润饰吏治者有之，经术所裨，亦云多矣；然其弊也，托儒为奸，引经惑主，流而为阿谀，兹非其病欤？东汉之兴垂三百年，所尚者名节，如严陵崇高蹈之风，耿恭迈苏武之节，激恭俭以耻威权，励廉隅以振贵势，名节所助，亦云多矣；然其弊也，舍生取义，视死如归，流而为苦节，兹非其病欤？晋以清虚为尚，摆脱世故而逍遥物外，似亦美矣；至于隳废职业，如嵇康、阮籍辈，吾不知其奚补于国家。唐以词章为尚，吟风啸月，絺章绘句，似亦美矣；至于浮藻浅露，如王、杨、卢、骆辈，吾不知其何关于治乱。呜呼，两汉、晋、唐，其所好尚大抵若此，则当时继统之君，如宣帝之杂霸，虽非同尚于经术，章帝之长者，虽非同尚于名节，豪杰之士如祖冲之夙夜王家，虽不溺于清谈，李德裕之不置《文选》，虽不靡于词章，然一齐之语，其何有于众楚之咻？当是时，上之所好，下之所习，莫不自以为一定之计，无以易此，而晚节末路，并趋于失，回视三代之纯全，不啻天冠地履之辽绝，则其孰是孰非，相与矛盾，要皆置之，无足道焉可也。此两汉、晋、唐之君各有所尚，愚则所以欲鉴其失也。呜呼，不有所短，奚以见所长？不有所劣，奚以见所优？不有两汉、晋、唐，奚以见三代忠、质、文非三代之所专尚乎？惜乎世之议者考之不详，乃谓治天下者不可不定其所尚；所尚一定，至于千百年之远而不变，夫然后民皆习熟于耳目，而后天下可治。殊不知圣人之于天下，治之而不示之以治之之方，化之而不示之以化之之迹，使斯民日用而不知，故其弊亦无由而生。借使必欲人知吾之所尚有在于此，则天下之人皆得以循其迹而滋其弊矣，有天下者可不考论其故哉？恭惟国家圣圣相承，重熙累洽，远迈前古，而为治之道初未尝倚于一偏。是故谓之忠而不止于忠，谓之质而不止于质，谓之文而不止于文。用西汉之经术，而不至于阿谀；用东汉之名节，而不至于矫激。治心修身，无晋室清虚之弊；砥砺名节，无李唐词章之失。二百年来，教化兴行，风俗醇厚，民生其间，如飞潜动植，鼓舞生养于太虚之中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。执事方俾诸生稽古验今，推其所尚，并论士大夫所以力行而仰赴之者，顾愚管蠡之见，安敢妄议天地之纯全乎？愚尝闻之，三子之制行，伯夷以清，下惠以和，伊尹以任。清之弊至于绝物遗世，和之弊至于同流合污，任之弊至于扬己取名，皆非所谓中行也。若夫孔子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兼三子之大成而一之，故其道无时而不可行，亦无人而不可用。达巷党人称其博学而无所成名，非以其道之无所偏欤？今我主上道全德备，仁藏用显，兹诚达而在上之孔子也。必欲窥其治道之所尚，愿借孟子集大成之说以为献，不识执事然之否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