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古之立法不惟惩天下之已犯，亦以折天下之未犯。盖已犯之必惩，未犯之所以必折也。是故惩之者法之义，折之者法之仁。义行故仁不穷，仁行故义不数。仁义相有而不相无，此法之利也。后之法非无仁义也，利未见而害先焉者，义数而仁穷而已。义不可数，数则民怨，仁不可穷，穷则民狎。狎则犯者众，犯者众则刑者数。然则刑至于数者，不生于刑之数，而生于仁之穷；民至于怨者，不生于怨其刑，而生于狎其法。今夫民之情固喜温而恶寒，欲凉而畏热也，然冬不寒夏不热，则民病而死矣。人知夫法之仁也，不知夫狎之而死也，是故爱极者恩之所从销，宽甚者猛之所自起。古之圣人其法初不及后世之备也，惟不使仁之穷而民之狎也，是以法立而刑不试。后之法盖详且密矣，然文详而举之也略，网密而漏之也疏。天下之民窥其略也，则知其详必至于不举；习其疏也，则知其密必至于甚漏。知其不举则犯之也易，知其甚漏则犯之也频。刑安得不数，而民安得不怨哉！嗟乎！求用刑之疏者必至于用刑之数，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，理固然也。然则所谓举之略而漏之疏者，何也？一曰法不执而多为之歧，二曰法徒设而自废其禁。罪莫大于杀人，罪至于杀人，何以议为也？则亦杀之而已。汉高帝如此其宽仁也，入关之初欲结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，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锐也，而其与民约法亦曰「杀人者死」，帝不以为疑，民亦不以为请。何则？上下皆便其当然也。杀人而法不死，孰不相杀以至于大乱哉？此岂所谓当然，而天下何便于此也？故虽高帝欲取天下之速，而不敢宥杀人之罪以谄天下之心。虽秦民之苦于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杀人为帝之虚。然则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。而今之法不然，杀人一也，则有曰盗曰斗之目焉，则有曰故曰谋曰误之别焉。曰盗曰谋曰故者，法之所必死也；曰斗则死生之间也，曰误则生矣。果误也，而杀人也，又况所谓误者未必误，而所谓非谋非故者，未必非谋非故也。何则？法不执则吏可卖，吏可卖则民可遁。有司取具狱而读之，曰「此真误杀也」，不知夫吏之窃笑也。此之谓法不执而多为之歧。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？非畏法也，畏刑也。法不用则为法，法用之则为刑，民不犯则为法，民犯之则为刑，是以畏之也。有法而不用不如无法，何则？无法则民未测其罪之所当，有法而不用则民知其法之不足忌。有法而民不忌，是故布之号令不曰号令而曰空言，垂之简书不曰简书而曰文具。法至于为空言、文具，是无法贤于有法也。古之法始乎必用，而终乎无所用；今之法始乎不用，而终乎不胜用。夫法不求民之入，而拒民之入者也。古之法民不入也，不招以入；而民之入也，不纵以出。夫惟不出，是以不入，故始乎必用而终乎无所用。今之法有曰诬人以罪而不实者，罪之以其罪，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。而用法者不然，以一夫之片纸而兴大狱，鞫大罪也，卒之所谓大狱者，初无狱之可兴，所谓大罪者亦无罪之可鞫。上之人则俱释之而已矣。受诬者至于破家亡身，而诬人者其极不过杖而遣，则奸民何惮于不屡诬善良以求利也哉！狱讼何时而可清也？故始乎法不用，而终乎法不胜用。此之谓法徒设而自废其禁。盖人有野于宅而盗于防者，其始峻其墙，而止出于一门，又从而卫之以兵，非以制其出者也，以制其入者也。夫是以盗不敢过。未几而虑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，则凿其东而门焉，又凿其西而门焉。门多且径而不能皆卫也，则至于有门而不扃焉。门多且径则盗从其径者而入之矣，有门不扃则群盗掉臂而入矣。法不执而多为之歧，孰不从其径而入哉？法徒设而自废其禁，孰不掉臂而入哉？臣愿朝廷详虑而审处之，如杀人者不死，此法可以更议；而诬诉者罪以其罪，此法可以必行。议其所当议，而行其所必行，则成、康不式之事，虽未易致也，而汉文几措之风，其犹可及也欤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