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才之在天下，求之之法愈密则愈疏，取之之涂愈博则愈狭。然则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？古者一代圣人之兴，则一代之人才亦从而兴。夫岂不求而自至也？盖圣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挛，彻藩墙，去城府，神倾意豁，以来天下度外奇杰之士。故才者毕赴，不才者自伏。后世之君以为天下之人举将欺我而不可信，于是立为规矩，创为绳墨，以簸扬澄汰天下之士，取之不胜其精而实粗，得之者皆截然入规矩，中绳墨，而奇杰之士皆漏于规矩绳墨之外。故求治而莫之与治，遭乱而莫之与除，纷纭胶扰而卒不能成功。然则天下之才求之安事于密，而取之安事于博哉！盖密则必有所隔，博而未离于密也。国家自祖宗知规矩绳墨之未足以罗度外奇杰之士也，是故进士、任子以待群才，制科以待异才，得人盖不少矣。然自制科中罢而复行，今四十年，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侧席之求，此其故何也？无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欤？无乃不用规矩绳墨而规矩绳墨愈急欤？故臣尝谓今欲求制科奇杰之士，夫惟有所不求，斯可以求之矣。昔者西汉制科之盛，莫武帝若也，尝求其所以策之之说，则曰上嘉唐虞、下悼桀纣而已，则又曰禹汤水旱，厥咎何由而已，何其甚平而无难也！非无难也，不暇于难也。夫武帝者方夙寤晨兴，以愿闻治道之要之不暇，而暇搜蠹简，摘廋辞，以为茍难，以与书生角一日之记问也哉！今则不然，先命有司而试之以莫知所从出之题，既又亲策于廷而杂之以奥僻怪奇之故事，不过于何晏、赵岐、孔安国、郑康成之传注与夫孔颖达之疏义而已，此岂有关于圣贤之妙学，英雄豪杰济世之策谋也哉！以训诂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，以虫鱼之散殊而钓文武将相之才，不几于施䲡鳝之笱以罗横江之鲸，挂黄口之饵以望凤之来食也耶？其不至固也。虽使古之圣贤如孟轲者复生，亦不能也。孟子之时，去周之盛时与今孰远也？孟子与孟献子相去犹近也，诸侯恶周籍之害己而去之，孟子已不能记其详，孟献子之友五人，孟子已忘其三，则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谓制科也哉？夫孟子者固无事于此能也，孟子则有所能者矣。孟子曰：「如欲平治天下，舍我其谁」？韩子曰：「孔子以是传之孟子，此孟子之所能也」。今不求天下之士为孟子之所能，而求其为孟子所不能，则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。故曰今欲求制科奇杰之士，夫惟有所不求，斯可以求之矣。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，求而得则亦乌用？是呫呫者为哉！张华能对千门万户之问，而不能救贾后、司马伦之乱，前之敏，后之痴，小之明，大之暗。臣愚欲望朝廷参之以祖宗汉唐制科之本意，立大端而去细目，使士之所治上之为六经之正经，下之为十七代史与诸子之书，而削去传注奥僻之问，其学则主乎有用，其辞则主乎去谀，上及乘舆而不诛，历诋在廷而不怒，使天子得闻草野狂直之论，而士得专意乎兴亡治乱经济之业，庶乎奇杰有所挟者稍稍出矣。议者曰：「求马者非求驽也，求骏也，今去其难而纯乎易，则惧驽者之至，如之何」？是不然。求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，抑将求其他技乎？今求马者不问其能千里与否，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扪虱，搏鼠而擒兔也，可乎？士之能廋辞隐帙者，岂曰奇杰，而奇杰之士乌在廋辞隐帙之能也？虽然，臣犹欲有言焉。士固有挟策谋而不能乎文辞，有能乎文辞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。茍军旅之间，委诸将以荐谋臣才士，不间于文与武、仕与未仕，而诸郡大比之荐，各辍进士定额十之一，以其半而试士之能古文者，略放宏词之体，以其半而试士之知兵献策者，略仿武举之制，上之于宗伯而取之。视进士之科名焉，其数不出乎奏名之常员，而不羁之士不至于横弃，其与以声病之文而取科级者，不犹愈乎？如此而犹有遗才焉，臣不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