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贞观政要》：十年，太宗谓房玄龄曰：「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，生长人间，皆识达情伪，罕至于败亡。逮乎继世守文之君，生而富贵，不知疾苦，动至夷灭。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，备知天下之事，犹恐有所不逮。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，识不及远，能念此哉！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，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，诸弟何能学朕乎？选良佐以为藩弼，庶其习近善人，得免于愆过耳」。

某闻商之高宗，周之文王，或旧劳于外，爰暨小人，或卑服即康功田功，惠鲜鳏寡，是以享国长久，号称贤君。在后之人，于观于逸，于游于田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而惟耽乐之从，是以基业浸衰，贻笑后世。周公作《无逸》，表而出之，凡所以为帝王之龟鉴也。唐太宗之心，其有得于此乎！尝谓左庶子于志宁、杜正伦曰：「卿等辅导太子，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」。又谓魏徵曰：「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，皆由生长富贵，好尚骄逸，不解亲君子远小人」。又谓荆王元昌、吴王恪、魏王泰曰：「自汉以来，帝弟、帝子覆亡非一，并由生长富贵，好自骄逸所致，汝宜鉴戒熟思之，简择贤才为汝师友，受其谏诤，勿得自专」。其说谆谆，于再于三，今复以是语房玄龄，可谓深得周公《无逸》之意矣。《诗》曰：「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」。太宗其有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