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代以下言治者莫盛于唐，故其议礼有足稽者。始太宗文皇帝以浚哲之姿，躬致上治，顾视隋礼不足尽用，乃诏房玄龄、魏徵与礼官学士等增备五礼，成书百卷，总一百三十篇，所谓《贞观礼》是也。高宗纂承，复诏长孙无忌、杜正伦、李义府等以三十卷益之。然义府辈务为傅会，至杂以令式，议者非焉，所谓《显庆礼》是也。二书不同，盖尝并用，春官充位，莫之或正。开元皇帝绥万邦，抚重熙，于是学士张说奏言仪注矛盾，盍有以折衷之？乃诏徐坚、李锐、施敬本载加撰述，继以萧嵩、王仲丘等，历数年乃就，号曰《大唐开元礼》，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至是备矣。书必有序，序所以序作者之意，礼书一代之典也，其可阙耶！谨为序曰：夫为国必以礼，而礼以时为大。商之去夏未久也，其损益已可知矣，况乎自秦迄汉，典籍残缺，所可见者二戴之《记》，《周官》之书，其纲则备，其纪则略。二戴之《记》杂出于汉儒，或繁密难遵，或牴牾莫辨，此泯泯棼棼所以毋敢轻议也。虽然，大辂设而椎轮不可以复用，宫室备而茅茨不可以复居。明堂以致严父之孝，孝致矣，则汶上之图不必尽合于黄帝；圜丘以竭事天之诚，诚竭矣，则泽中之祀不必尽本于成周。盖古今之不同，质文之适变，虽先王未之有者可以义起，奈何区区残编断简，泥古而窒今，使我朝盛典不传于后世耶？唐受天命，奄有方夏，吉礼以事神示，宾礼以亲邦国，嘉礼以亲万民，不得已而施之军礼、凶礼者甚众也。朝廷之所用，有司之所守，非一定之论则内外无所适从，非不刊之书则子孙无所取法。今自贞观而至显庆，阅岁未久，二礼之不同，固未害损益之义也。然既出义府傅会，则非所谓一定之论；猥杂百司令式，则非所谓不刊之书。惟开元皇帝励精政治，有意太平，故能遴择儒臣，釐正钜典。惟坚等辨博通贯，体上之意，故能不泥不肆，克辑成书。自时厥后，朝廷有大疑，不必聚诸儒之讼，稽是书而可定；国家有盛举，不必蕝野外之仪，即是书而可行。世世守之，毋敢失坠，不其休哉！书凡百五十卷，五礼各以类从，读者如按图而知四方，此不具载，姑序作书之旨云。谨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