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六年，太宗问魏徵曰：「朕克己为政，仰止前烈。至如积德、累仁、丰功、厚利四者，常以为称首，朕皆庶几自勉。人苦不能自见，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」？徵曰：「德、仁、功、利，陛下兼而行之。然则内平祸乱，外除戎狄，是陛下之功。安诸黎元，各有生业，是陛下之利。由此言之，功利居多。德与仁，愿陛下自强不息，必可致也」。朕即位以来于今十年，功则未能有成。至于安养黎元，俾遂生业，正今日之急务，朕未尝不以为自治之良策，然所行优劣亦不自知，卿各极陈其当否。凡有未至，悉情毋隐。若夫仁德，帝王之高致，朕亦不敢自居，方以魏徵之言为龟鉴耳。

臣仰惟陛下万几馀暇，无所嗜好，惟书史是观，惟前言往行是监。乃者阅《贞观政要》，见太宗与魏徵论积德、累仁、丰功、厚利四者之优劣，亲御翰墨，宣示臣等，且自谓「即位十年，功则未能有成。至于安养黎元，俾遂生业，正今日之急务，未尝不以为自治之良策」，俾臣等「极陈其当否，凡有未至，悉情毋隐」。顾臣智识浅陋，何足以知此？然清问俯及，敢不竭其拳拳！臣观自古人君或溺于宴安，或乐于盘游，或喜谗邪而恶忠直，或始勤政事而终怠惰。陛下则不然，清心寡欲，进贤退佞出于天性，临政愿治，愈久而愈勤，此固中外所共悉也。然治效未及贞观者，殆时不同欤！昔隋末盗贼蜂起，天下大乱，民无定居，国无定主。高祖义师一起，有摧枯破竹之易。至太宗受禅，则中外已廓然无事，于是一意抚民，自致太平。今陛下虽乘中兴之后，然北方地大人众，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。敌酋虽曰不德，然亦未至虐用其民，又非如隋之失人心也。彼所据者中原，我所有者东南耳。以今准古，图治固难。然而练兵以图恢复，而用将之道或未尽；择人以守郡国，而责实之方或未至。今之急务，无乃在此乎！臣不敢泛引古事，姑以近事言之。夫若内若外屯兵百万，卒伍之勇怯，器甲之利钝，教习之精粗，人主安得尽知？不过责成大将而已。所谓大将又不过数人，其择之也当审，其任之也当久。今颇不然，进或失之太简，退或失之太遽。彼既未尝为煖席计，则其下视之亦将如转石矣，号令何由而可信，纪律何由而可明乎？且如江州一军，自陛下即位始付苗定，其后戚方继之，甫一年而定复至，又数年而王明继之，才半年而皇甫倜又继之。池州一军，始付时俊，其后王琪继之，甫半年而用秦琪，才十月而吴总继之，又十月而郭刚继之。数易如此，平居自守，臣犹虑其乏事，何暇议进取哉？陛下谓功则未能有成，而臣所以疑用将之未尽者此也。陛下深居九重，所赖以宣布惠泽者莫切于郡守。奈何循良者十无二三，贪残昏缪者常居六七。是以仁心德意无由下达，良法善政无由奉行。其间号称能吏者，知巧为名色，趁办财赋而已。民之失业，彼何恤焉。遐方僻郡，姑置勿言。临安者，陛下之行都也，耳目易接，虚实易考，观于酒课一事略可见矣。夫酒者，国家之利源。令得其人则课增，令非其人则课亏，亦理之常，以此为殿最议赏罚可也。奈何顷年为守者乃以增羡之数加诸岁入之额，岁额之外复求增羡。既得增羡，又添岁额，展转不已，殆且倍蓰于初。不幸令又非人，则多方渔取以充其数。夫民非昔贫而今富也，饮者非昔寡而今多也，顾取之如此，安得不困？近畿尚尔，远方何如？又诸州长吏条来忽去，迎送靡定，且以二浙言之。婺州四年之间易守者五，平江四年之间易守者四，又其甚则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。用度何为而不窘？吏奸何为而不滋？民瘼何由而可苏？陛下欲安养黎元，俾遂生业，臣所以疑责实之方未至者此也。继今以往，愿陛下择将择守，审于其初而久于其后。其命之也，必使条具如之何而治军，如之何而治民，几年而某效可著，某弊可革，几年而某事可成，某害可除。要之以必致之期，示之以劝沮之方，兵庶几可强，民庶几可富。自治之策，孰急于此？未有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者也。凡此二者，陛下因《政要》而问臣，臣亦因陛下俯询而献言，他固未敢及也。抑臣观《政要》凡十卷四十篇，既以魏徵论为君之道为首，又以魏徵论克终之道为终。盖太宗时，惟徵为善谏。上有所问，必指近事以为据，而不为泛滥迂阔徼讦之言。是以太宗乐闻而喜从之，治几成、康，徵功为多。吴兢所取，厥有旨哉！臣愿陛下思太宗广谏诤之德，择忠实而无他顾、通明而知大体者引以自近，使嘉言日闻，治道日兴，何患其不贞观如也？若夫仁德，帝王之高致，陛下既以徵言为龟鉴而自强不息矣，臣复何云。狂愚冒昧，惟明主择焉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