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惟帝王临御天下，凡四海九州之面势，名山大川之向背，九夷八蛮之区域，必先究其曲折表里，然后宅抚大略，得以审所施置而效之于事。禹之出也，其所遭者水也，故其经画，必以奠高山大川为始。盖高山既奠，则避碍有方；大川不迷，则浚距有向。是以功力所及，地平天成，不愆于素，知所指而措之罄，无不宜也。今具载之《禹贡》，虽曰主为水役，而区处夷夏，播敷政教，使四海得为唐虞，其遗范所诏，盖帝王必当取法者也。孔子采录而纪之《书》，岂直为行河者之地哉。大有为之主，将陟禹迹以方行天下。是书也，即禹之舆图地志而可稽者矣。然而极天下大川，如江、淮、河、汉、济、黑水、弱水，此七者，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，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，而其名称迹道，世传失实，七缪其六。人主茍欲追会禹绩，而不得七者之真，正犹禹之行水，高山大川其犹未奠，而欲行其荒度，则将何据以为施置之序也？然则士而考古，以待有国者之采择，推诸世务，宜无要于此书者矣。然去古益远，简编不与禹接，其辨正实难。顾有一者，经文虽简，而于事情无所不该。如即其简而得其该，则虽茫茫之迹见于千馀言，亦既无所乏少。若但病其简，言外辄无馀见，必且越而求之经文之外，说成而经不应，则于稽据何赖？臣为此故，方其疑牾古说，则尽屏训传，独经文而熟复之。研味既久，忽于一言一字之间，觉其意指可以总括后先，则主以为据而益加参校。暨其通之一经而合，质之旁史而信，稽诸人情物理而准。于是跃然喜，涣然悟，知甚简之中，有甚该者焉。如人有脉，绵绵若存，可以精察，而不可以亟见，然后知圣经之异于凡史也。积其所见，撰次成论，凡五十有一篇。岂敢谓能有明，然童而习之，白首不知止，亦冀施之实用，不徒为此空言尔。臣近因进讲黑水，遂得陈道其素。圣明尽下，不以为愚而宠褒之，且宣谕臣曰：「《禹贡》于古今山川地理无不关贯，最为难明。卿著论以据證之，用功甚大」。嘉赏至于再三，俾之来上。臣恭禀睿训，岂敢以浅陋为辞，谨具所著论，缮写尘献。夫其浅闻而博考，居千百世后，而讨究前人之未安，持窾启之见，以敷露于天纵圣学之前，极自知其不量。然千虑之愚，或庶几其一得者，率皆本经而求之传，会传而反诸经，因《禹贡》以言《禹贡》，未始舍经而自出一见。以此致之君上，非臣之敢为若言也。禹也，《书叙》载其经启功用曰：「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声教」。臣惓惓所愿效忠者，正在此语也。若夫山川方域，散在四海，而名称迹道，不啻千百其变。臣所著论，撮总其事，而不能缕陈其方乡位置，则别为之图，以表著之。茍蒙采择，庶几便于省览。淳熙四年六月，朝请大夫、权尚书刑部侍郎兼侍讲臣程大昌谨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