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天下之虑不在于军，而在军实之不练。军实之不练犹无军也，练之不精犹不练也。不练不精，有司乃忧军冗而欲去，是却行而欲前也。三代之初，兵本于农，农出为兵。以农之有常数，故兵之有常人。一家各备一卒之用，其有老者，有疾者，有单丁而无告者，皆不役于军。及其有事，官非役指众之家，即役少壮之士。其势截然如头如足如臂之相卫，开阖进退，无不在我。国未尝养无用之卒，故卒甚精；库未尝出泛滥之费，故费甚省。此三代之际所以纲纪四方，百守而百全者，率用此道也。及管子治齐，始变周制，使都邑异乡，使兵民异处。国中之士为兵，故兵不与农；鄙野之民为农，故农不知役。管子之虑至此，仅能谋齐而已，甚非先王之故也。然当是时，合齐国之士，轨连乡长之法，一军不过一万，三万即为全军。桓公用此以高步列国，使诸侯弭耳听令者，犹以齐之军实教之不繁而择之不冗也。秦汉之后，事大变异矣，兵卒皆以募效用致官，居有营伍之制，动有尺籍之拘，最后又有黥墨之记。彼一市其身于县官，虽老，虽单丁，皆终身而不得去。若有司一旦欲去之，有司为少恩矣。昔者尝闻之先儒曰：「兵自二十已上至于衰老，不过四十馀年，勇锐犯坚不过二十馀年。若廪之终身，则是一卒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。自此推之，则养兵十万，五万可去矣；屯兵十年，则五年为无益之费矣」。诚哉是言也。臣观秦汉以来兵冗而堕者常危，兵练而精者常安。如王寻役百万于昆阳，苻坚役百万于淝水，袁绍役四十万于官渡，哥舒翰役十数万于潼关，彼其中安能无老弱错杂之卒，又临以好战之将，使斯民无罪而就死地者无怪也。殊不知威武本助文德，圣人使纪律常严，赏罚常信，则人人皆贲育矣。虽休息已足张其军威，何至于多且冗也？恭惟我太祖皇帝栉风沐雨，既定祸难，四方乂安，取斯民而抚摩之，天下备禦之卒不过三十馀万。郭进、李谦浦之徒，屯戍一方，多者五千，少者三千而已。及太宗、真宗皇帝，军额稍舒，亦不过四十馀万。仁宗皇帝之时，屯戍西方，范仲淹、欧阳修之徒已有减汰之说矣。皇祐中，文彦博一言，减保捷军凡三万五千，岁省二百四十馀万，此皆祖宗之成宪也。今陛下天聪天明，法则祖宗，常以招募精勇，外谨屯戍为居安虑危之备，以励诸将，德至渥也。迩者令将帅招填，务阅精锐，颁甲样制，务令备具，粲然统纪，文德之助，盖已肩于三代矣。然臣窃虑逐路诸将循例畏谤，冗散未去，精勇未填，此不可不深为之谋也。臣观军兴以来，诸军寄名挂字，身居市井，实不至军，其额尚存，臣不知其几人也。阙额未填，旋有亡者，又有逃者，军吏未行刊落，主将亦多犹豫，或半匿而不申，或时申而未尽，臣又不知其几人也。老者病者请给之法，自当减半，今则庇覆溷乱，终身廪之。其无归者官自当给，其愿归者亦不得去，至于老死，妨占军额，臣又不知其几人也。如是三冗悠悠，皆有可虑，诸将军实，岂能得其实乎？假使一军三万，每一万五千人，若实覈冗病死逃者一千人，三万则为冗者二千人矣。推诸路言之，若有十八军，则共为老弱等二万人矣。一兵岁费百千，一岁则为二百万缗矣。其间实有愿归者，军吏略与赒给，亦非伤恩者也。况陛下身同尧舜，节用勤身，诸军必不容暗冗之病。臣尝走边为吏，具得所见，悉其如此，不敢诬也。臣愚伏望戒励诸军，敢有窜匿私名以乱军实，一切禁之。军若有逃有亡，军吏不即刊落，其私入者今后并许陈首，与捐其罪，不首则朝廷自有明法。诸军老病衰弱，退有所依，愿为民者亦宜听许。若无依倚，则方给半分钱粮，上不失恩，下不失所，此则兵之三冗可以渐去也。臣又观四川等处厢军至滥。夫厢军者有事则可以备禁军之阙，其可太滥乎？今诸处多刺孱弱，或刺羸病，一家或至三卒，或至二卒，止为州郡威仪而已。间有无状之吏，终岁私役那借，则谓之差出之卒，逐月纳工匠事艺，终身避免则谓之事艺之卒。朝廷置兵本以卫民，今之蜀中乃以蠹民，患至深切。君门万里，何从知之？此贱臣敢为陛下申言之也。臣今并望严赐圣旨，如四川等处厢军，年十五以下强增岁月，或羸或病，以欺州郡，自合并许州郡精加检察，然后入籍。诸司诸州军以事艺工匠为名，吏或受取，并乞以赃论。如是则天下之吏不敢自私，天下之兵不见冗滥，各为徇公固本之计。济世之急务，臣未见有过于此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