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致天下之治在道，所以行天下之道在心。古之圣人修之身，举而措之天下国家，至粹至美而丝毫之无杂，至久至远而须臾之无间，夫岂有他哉？其心术之妙见于天下，有不可得而名言者，天下之人见其然，而昧其所以然也。于是言动求之而不得，礼乐求之而不得，度数求之而不得，则以为圣人之心或几乎隐，而不知其心术至粹至美，至久至远者，未尝不行于日用之际，未尝不行于天地之间。凡所以育万物而抚四海者，盖无往而非纯懿也，岂可以言动之端，礼乐之具，度数之末而求尽其妙哉？深知乎此，而唐虞三代之所谓纯懿者，如取诸目，如指诸掌。王道之论有未尽者，请因而毕之。纯懿之道，帝王之心也。其本出于心，其用达于天下。尧不得之无以为尧，舜不得之无以为舜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不得之，无以为禹、汤、文、武。然而天下之人皆知纯懿，而不知其所以为纯懿者，不能论圣人之心故也。夫纯懿之在心而不在政，自心而发于政，则唐虞三代之纯懿可得而见也，自政而求其心，则唐虞三代之纯懿不可得而见也。尧之理阴阳，舜之叙百揆，禹之修九功，汤之正六事，文王之和庶狱，武王之范九畴，天下之事无不毕举。当是时，民休而不役，刑寝而不试，礼乐则兴，学校则辟，此皆其纯懿之发于政者，天下可得而见也。至于正心诚意之本，修于宫庭屋漏之间，勤于夙夜旰食之际，诚明以得之，中和以养之，仁义以行之，礼乐以文之，其于为善动容周旋，颠沛造次，无一毫违于道者。及其发于至幽而见于至著也，不令而人信，不威怒而人感，无声臭之可接，无始卒之可穷，此其纯懿之本于心者，天下不可得而见也。故尧之心见于钦明，其所以钦明者不可见；舜之心见于浚哲，其所以浚哲者不可见；禹见于无间，所以为无间者不可见，汤见于日跻，所以为日跻者不可见；文、武见于式孚下土，所以为式孚者不可见。夫是以其用不可测，而其功不可穷。非真心之如此而动，如此而静，如此而始，如此而终，一于纯懿而不可见者，孰能与于此哉？由是言之，纯懿之心，唐虞三代治天下之妙用也。论唐虞三代之纯懿，而不论其心，是言乾而不言健，言坤而不言顺，亦不穷其本矣。且三代之时已与唐虞之时异，三代之治亦与唐虞之治异，然言治必曰唐虞三代，岂非以其心同于纯懿而不可以异欤？是知言心之道，岂独唐虞三代为然哉？后乎此，有圣人焉，亦不出乎此矣。然而不能者非不能也，不为而已。故汉高祖杂于纵横，文帝杂于黄老，武、宣杂于刑名，光武杂于谶纬，是则汉之治失于杂而不为纯懿。唐太宗怠于贞观之末，明皇荒于开元之末，宪宗惰于元和之末，是则唐之治失于末而不得为纯懿。非失于治也，失于心故也。向使汉之君移其杂好之心而一于道，唐之君移其慎始之心而一于道，虽不可以望唐虞三代，而其用心岂不庶几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万一哉？且孔子、颜子皆不用于世者，而孔子则曰：「文王之后，文不在兹」？颜子则曰：「舜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」！岂非同其道故耶？岂非同其心故耶？夫惟圣人之道同，故其心同，孔、颜犹同于舜、文，况于有天下之君，而以唐虞三代纯懿之心为心，则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盛，易地皆然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