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健乎上，坤顺乎下。明良之会，乾坤之义也。乾坤一于生而以气相合，则万物育矣；明良一于治而以道相与，则天下定矣。故乾坤之相合贵于久而不息，一或息焉，则万物不得其育，明良之相与贵于久而无间，一或间焉，则天下不得其定。久而不息，则万物之生无已也；久而无间，则天下之治无穷也。是知明良之会，乾坤之义，盖有自然一定之数存乎其间，而岂可易哉？古之圣人深知乎此也，故凡所以遇其大臣者，崇之以天下之高位而不以为泰，畀之以天下之重柄而不以为专，异议之不摇，谗间之不入，犹以为未也。吁俞以尽其谋，赓歌以交其欢，欲其久而不厌也。古之大臣亦深知乎此也，故凡所以事其君者，与之靖天下之变而使之安，任天下之繁而使之逸，夙夜而不辞，勤劳而不倦。犹以为未也，为之典章以求其传，为之制作以成其化，欲其治之久而不已也。凡为此者，岂特以致天下之治而已哉？将以正夫乾坤之义，使其久而不息者，当如此也。三代盛时，其明良之间大抵皆然，而未有若成汤、伊尹相与一德之际深得乎此者。何则？汤以一德而为之君，尹以一德而为之臣，而乾坤之德固已合矣。故汤之举尹也，选天下而举之，举商邑而听之。隆之以阿衡之名，吾之所以取平者，惟尹之信也。付之以革夏之事，吾之所以救民者，惟尹之望也。当此时，天下之事一则伊尹，二则伊尹，而不敢二也。此无他，乾之所以合乎坤者，其道当然耳。而尹之相汤也，始与之载自亳，以除天下之暴；终为之宅九有，以成天下之治。其任至重而不为之忧，谓其责在我而不敢辞也。久居其位而不以为劳，知天下之望我而不敢逸也。自币聘三至之初，至咸有一德之日，亦久矣，未尝一日忘天下也。此无他，坤之所以承乎乾者，其道当然耳。盖尹之为相几五十年，而汤无纤芥之嫌，尹无告劳之意。此非乾坤之义久而不息者欤？其德至于格天，其造商之业至于五百有馀岁者，用此道而已。然则尹、汤之所以为盛，岂非深得乎此哉？恭惟我主上专任相臣，以乘中兴之运，既深得乾坤之义，而远轶尹、汤之隆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。兹承明执事下询，欲讲求汉唐臣主难遇之因，铺张今日君相同德之懿，此千载一时之遇，其可不揄扬以为万世之休哉？彼汉、唐之事，董仲舒、陆贽之不逢，已无足言。而贾谊之才宜见用于文帝而不用，裴度之功宜有为于文宗而不为，其难遇之因，有不得不论者。且文帝承高、惠之后，海内方离战国之苦，而始获一旦之安，方当举画一之法，尚清净之治，内因汉家之业，而外结匈奴之好，谊当此时，宜有以赞文帝休养生息之德。而乃以一时之锐气，处士之大言，欲系单于之颈，笞中行说之背，更已定之法，改火德之王，其说之不可用亦明矣。然则文帝之不用谊，无足怪也。文宗承穆钦之后，两河三镇之间，悍将强藩节麾之自专，号令之不禀，为文宗计者，宜乘太和之盛，专任威德之臣，以振朝廷不振之势，而制诸镇莫制之患，亦不可缓矣。而乃信牛、李媢贤之谗，从阍寺自恣之计，使元勋巨德之臣去京师之重，而从外镇之逸，其用贤之心亦可谓不固矣。然则裴度之不留，亦无足怪也。是坤道贵静，而贾谊则失之疏，将何以事其君？乾道贵健，而文宗则失之懦，将何以用其臣？不然文帝岂弃贤之主，而裴度岂真忘世之士哉？呜呼，文帝有可为之资，而谊不得事之之道；裴度有可为之才，而文宗不得用之之术，无怪乎明良之难遇，而至治之难得也。此君相今日同德之懿，所以冠压百世而独为盛欤！窃以草野之中窥天地之大、日月之明而知之矣。我主上之任相也，知之甚深，故浮议不动；任之甚专，故重权不分。严之以师相之尊，大之以两国之封，表之以绘像之赞，然犹若报功之未尽也。而吾相之事君也，还东朝以成孝治，息干戈以全民命，收兵柄以尊朝廷，建太子以作人才，礼乐文章粲然大备，然犹夙夜而不倦也。然则一德之盛，舍尹、汤其谁配之？尝观《咸有一德》之篇，于至治之后，方将丁宁申敕，以终始日新为事，将久于一而不为二三之德，故其书至于列之诰训，为万世法，则今日之盛，宜有以作宋一经，垂于无穷，以见乾坤之大，罔俾《一德》之篇专美有商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