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》，太宗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，谕之曰：「四裔侵盗，自古有之，患在边境小安，则人主逸游忘战，是以寇来莫之能禦。今朕不使尔曹穿池筑苑，专习弓矢，居閒无事则为尔师，突厥入寇则为尔将，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」！数年之间，悉为精锐。

臣闻太宗可谓不忘突厥也。当时群臣不察，以为兵刃至御在所，而后世诸儒亦议太宗阅武殿庭，以人主之尊而行将帅之事。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，以其非得已也。盖唐初外裔之患莫甚于突厥，自隋即以公主妻之。高祖得天下，群盗角之，惧其为助，故卑词厚币，约以连和，其礼有为之屈者。及连岁内侮益甚，至欲迁都避之，不胜其愤。武德八年，命有司削其敌国之礼，更以书为诏若敕。其酋颉利，因自将其众袭武功而瞰渭桥。时太宗方即位，以六骑直出，与颉利隔水语，仅成白马之盟，引兵退舍。由是言之，高祖之愤几贻大悔，未若太宗之能忍也。然帝虽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敌，故敌退未踰月，即殿庭以教战士，校其射艺，诱以厚赏。此特其一端尔，他所以备敌者，从可知也。贞观之治，用贤纳谏之方，选将练兵之法，皆足以自致于安强，然后坚坐不瞬，以待其隙。及颉利势衰，羊马多死，又与突利相攻击，诸部皆畔，逮贞观四年，始命李靖以六总管之师才十万人，破之阴山，擒颉利以献。观帝之告群臣，有曰：「国家初定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奉突厥诡而臣之，朕常痛心疾首，思一刷耻于天下」。其劝高祖不必移都，则曰：「愿假数年，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」。至是果酬其言。呜呼！有志者，事竟成，必有忍其乃有济，太宗之谓矣。何则？待外国之礼或可屈，而志不可屈也。惟礼或可屈，故权时之宜有所不校，若太王事獯鬻、文王事昆夷，于传有之矣。惟志不可屈，故勾践之报吴、太宗之擒颉利，皆是道也。臣窃仰国家今与敌和，岂异是哉！日者奉使之臣，辱命而还，陛下既以备正典刑矣，敌之骄慢吾使而礼有未得伸者，固不能不动心，然亦何足与校是非曲直乎？臣所愿陛下沈几先物，扩帝王之度以容之；坚忍不顾，厉太宗之志以图之。如闻敌境旱蝗已久，民心离贰，诸雏各擅兵柄，互相窥伺，天道如闻，岂无颉利之变！陛下圣德英武，远迈于太宗，假以岁月，则渭上之耻，未必不启吾定襄之功也！臣是以因贞观之事以證之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