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，绛见浴堂殿，帝曰：「比谏官朋党，论奏不实，皆陷谤讪，欲黜其尤者，若何」？绛曰：「此非陛下意，必憸人以此营惑上心。自古纳谏昌，拒谏亡。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？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土，加有雷霆之威，彼昼度夜思，始欲陈十事，俄而去五六，及将以闻，则又惮而削其半，故上达者才十二。何哉？干不测之祸，顾身无利耳。虽开纳奖励，常恐不致，今乃欲谴诃之，使直士杜口，非社稷利也」。帝曰：「非卿言，我不知谏之益」。

臣窃以谓绛之言何其尽哉！当宪宗之初，岂有失德，谏官论奏不实者果何事？意其必有过甚之语，难行之议，以帝之聪明而亦谓之谤讪，则非不可黜也。绛直以进言之难，十事去其五六，为帝激切言之，将以开天下敢言之路，惧或黜之，则正直之士畏罪不敢言耳。然帝虽欲黜之，而以问绛，是亦意有所未安，不果于黜也。绛能开主意，至宪宗翻然起悟，知谏之为益而不罪其过，后世且不知谏者其为谁。君臣之间，纳诲辅德，可谓泯然无迹矣。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，莫甚于谓其植党而好名。盖植党则欲去其众，好名则使人君怒其谤己。是二者，古今之论多矣。惟植党之疑，犹为易辨，好名之讥，最为难知。夫天下之所趋者，名与利而已。人臣之事君，以有爵禄之利也。好名之人不顾爵禄之利，而欲慕正直之名，则何惜不以其名与之？盖利之与名，均为御世之物，人君为此，既设臣而谓之谏，将以名与之也。若不与之名，而又欲加之罪，则吾之御世者亦狭矣。就使狂妄之士，滥夫正直之名，而忠实之言，将亦由是而得也，岂足以伤吾之后哉？故臣因论绛事而敢以为陛下献，恭惟圣学高妙，知此久矣，而绛之言诚有取焉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