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杜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无术，复失山东，作《罪言》曰：「若欲悉使生民无事，其要在先去兵。不得山东，兵不可去，是兵杀人无有已也。今者上策莫如自治。法令、制度、品式、条章，果自治乎？障戍、镇守、干戈、牛马，果自治乎？井闾、阡陌、仓廪、财赋，果自治乎？如不果自治，是助敌为虐。环土三千里，植根七十年，复有天下阴为之助，则安可以取？故曰：「上策莫如自治，中策莫如取魏，最下策为浪战」。臣窃以天下之事，变化百出，不可以胜穷。然自其本求之，则一言而足，杜牧所谓自治是也。苟舍其本而讯其末，则虽千万言汔无益也。战国之际，亦多故矣，孙、吴之攻战，仪、秦之纵横，奔走旁午，天下为之骚然。时君用之，利不偿害。孟轲居其间，独曰盖亦反其本矣。轲之反本，则牧之自治之说也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盖自开国以来至于今，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。牧之说则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，而臣犹有疑焉。何则？自治之外复无他策矣，今以自治为上策，而又有中策、下策，是未始有定论也，是谓其君不能也。若轲则不然，曰「国家閒暇，及是时明其政刑，虽大国必畏之矣」。《诗》云「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或敢侮予」。孔子曰：「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？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」？今国家閒暇，及是时般乐怠敖，是自求祸也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夫不能治其国家则已矣，岂复更有中策、下策者哉？臣窃惟今日所以待敌人者，曰战、曰守、曰和，然此三者皆末也。要当以自治为本，吾之国家治矣，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以和则久，所谓修其本而末自应，不然未知其说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