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连奉手诲，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，非言可谢。雨馀微凉，审承侍外尊候万福，感慰之至。某冒暑至此，得雨幸有生意，来日可离此，因求一见之幸，豫以为喜也。安石邪说，一至于此，今其效弥可睹矣，而学者尚未知其然。自新制专尚经术，四方不知朝廷之意，遂谓欲复用安石之学，六经《新义》，其价倍贵，甚可叹也。忠宣公决无他意，如平章之言，似亦太过。但其持论专欲消合党类，兼收并用，而不知其势亦有未易为者。以仆观之，君子小人之势，决无两立。元祐晚年，吕微仲逐去刘莘老门下士，而引李清臣、邓温伯、蒲宗孟于从班，忠宣公兼收并用之说略施行矣。然出而首倡绍述之说者，李邓也。其流害以迄于今，亦可见矣。曾子开谓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时，必无绍圣大臣报复之祸。然使蔡确不殛死，他日复出为恶，当不下惇、卞，但不当以诗罪之耳。虽不殛蔡确以开后例，章惇得志，亦肯轻恕诸人乎？惇、卞在元祐间或偃息大郡，或优游奉祠，所以贷之者厚矣，略无怀惠悔过之意，则知专以优柔待小人者，恐非其理也。若谓忠宣公有他意，此则不可。其再相，力辩台谏诬罔，吐刚茹柔。其罢相后，又乞宽元祐党人之罪，以至得谪，是果何求哉？愿更慎言之。韩、富二公谠论，真药石也。刘道原、苏子由皆疑《周官》，子由以为非周公之全书则可，而道原诋之过矣。自孟子时，固已言诸侯恶其害己，皆去其籍矣。则后世所传，或非全书，但在慎择之耳，不可尽废以为不然也。晁以道力辟王安石，因安石之尊孟子也，并孟子而非之，不亦过乎？欧阳公谓《系辞》非孔子所作，前辈多以为不然，韩魏公未尝与之言，盖护其短也。区区所见如此，更须面尽。人行，借纸笔具此作报，未间自爱，不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