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猥以庸陋，待罪近侍，无所补报，朝夕愧恐。今者遇有见闻，思欲罄竭，不敢频数请对，辄具画一奏闻如后。臣比者面对，伏蒙圣慈谕以近日探报皆不敢信，但只沿边严兵为备。臣窃叹仰，以为圣慈高远，非常所及。今者复闻金国遣人至盱眙，喻吾使者以国有内乱，则非特如探报者之道听涂说而已。盖自古楚灵王、吴夫差、齐湣王，皆劳民于远而变生于内。今敌人荒淫侈汰，暴戾苛虐，兼此三君而又有甚焉。以天人之理、往古之事观之，其不免必矣。然而有识之士犹有私忧过计者，夫不足者示人有馀，此人情之常也。汉高帝使人使匈奴，匈奴匿其壮士、肥牛马，徒见老弱羸畜。使者十辈来，皆言匈奴易击，独奉春君娄敬以为「两国相击，此宜矜夸见所长，今臣往徒见羸胔老弱，此必欲见短，伏奇兵以争利，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」。其后卒如奉春言。夫差方与晋侯争长于黄池，越人乘虚而入其国，夫差恶其闻也，自刭七人于幕下以绝口。今敌有内变，所以蔽匿避忌，惟恐人知，而遽自振暴其短于我，此殆非人之情意者，复如奉春之言乎！或以为事已藉藉，彼自度其不可掩也，故不若以情告我，此固或有之。窃怪其于所讳言之事，何其前后谆复，得已而不已也？此其可忧者一也。使诚如敌人之言，国有内变，彼能讨伐以平之，则其为强盛固未可轻也。有如不胜，则中国之所当患而豫防者，无乃或甚于今日乎？此其可忧者二也。臣愿陛下懋昭圣德，如近日罢教坊、出宫人之类；增修国政，如近日选任大将，斥遂憸人之类。兢兢业业，长虑却顾，务为自治之策，不可胜之备，不使有毫釐之差，窾隙之阙，虽事变之来靡有终极，而吾常有以待之，则终于不足虑也。仰惟圣策先定，皆有成算，而臣犹复有言者，盖不胜惓惓之诚，惟陛下幸赦其罪。窃闻温州有王宪者，自谓习于海道，又谓已招诱团结二千馀人，更乞朝廷应付人船器械，欲以直捣登、青。以臣愚虑，未见其可。诚如其说，于彼固未有甚损，而在我初无益也。奈何以不赀之费而为无益之举哉？熙宁初，命宰臣韩绛宣谕陕西，所费才十八万缗，时论沸腾，以为大咎。比年以来，只以诸州措置海道事论之，其所谓十八万缗者，不知其几倍也。今宪之行，又当厚有所费，亦无怪乎公私之困乏也。且非徒无益而已，使敌势尚强，则胜负未可知也。有如一夫被执，必且提掖搜索，穷问其所从来，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。使敌无能为也，山东之地必有起而割据者，亦岂肯束手受毙哉？又使如前所虑，幸而万一无之，可以恣其如往而无所滞碍，然小民之心，惟利是视，必且肆情极力，卤掠蹂躏，以充其欲，亦岂中原赤子所望于父母者哉？臣以事之利害，理之是非，反复思之，无一而可。昔孙权时，江边诸将多陈便宜，有所掩袭，权以访顾雍，雍曰：「兵法戒于小利，此等所陈，欲邀功而为其身，非为国也，宜加禁制。苟不足以耀威损敌，所不宜听也」。吴之与魏，固已显为仇敌，然犹不肯为掩袭之计，况今日之于敌人，犹且羁縻不绝哉？臣以为诸如此类，皆不当为。所谓王宪者，或尚未行，犹可及止。如以臣言为然，伏乞速赐裁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