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熙七年春二月，玉山周侯来宰邑事。甫浃日，缯因间见，周侯谓缯曰：「婺源素蒙最剧之名，吏部出榜梁间，踰岁时熟视不敢睥睨，岂不以赋役繁重为病乎？若赋则窠条俱在，以无为有，费于供亿，固可惮；若役则健险之辞，是非变惑，不尤可惮乎？异时刚决之吏犹或引避，矧如巽懦衰迟，自诡过误，虽悔何追？今神明耗于诉牒，始之不图，将何以终？国家良法美意具在，何者为便？呜呼！三代而上，比闾族党之间，时雍之化，比屋可封，载于诗书，使人羡慕。今也不然，兄弟亲戚，匪顾情义，相为敌雠。推求其原，悉起于役，尚气喜斗，计析先后，告讦有亡，破产荡屋，甚于流离颠踣。漫不自省，固有在役而讼，役满而讼不休。自数十年来，议者纷然。既无定议，于是有为义役之说者，所谓因不义而义之名始立。子一乡之望者也，盍取其说，诏其父兄子弟，择其中而行之，请从子始」。缯谢不敏，因不辞而承其事。缯所居之里合士民十有六人，相与视其户口赋税之多寡与夫事力之剧易，裒金与谷，聚田百亩，量其租入，召募一夫，募者乐就。为要约三十有九条，遇田有登耗则较量多寡以裨益之，募无阙事。自是岁秋七月始，人情翕然，无复乖易。虽悍吏之来，东西叫嚣，南北隳突，昔之哗然而骇者，不过募人起而应之。士者安于士，农者安于农，熙熙而乐，恂恂而和，其效之易见如此。遂上其事于县，县闻于州与常平司。又二年，缯因事至县室，周侯复曰：「县有六乡，总五十都，自吾告子之行是役也，他都事吾亦以是告之，奈何气习不齐，难以一律？吾冀其速成也，未欲因其俗，欲求其如二都立约之善不可得也。虽然，自始之为此也，大要主于息争而已。自吾之至斯邑，水旱饥馑之相因，事之丛至沓来不可胜计。向使讼役不已，吾将日不暇给，牴牾过差，其能免乎？吾去此将有日，末途之艰，不如始至之犹可为也，益有惧焉。天下之事，固有百岁成之而不足，一日坏之而有馀，何独于此而疑之？然此非法也，推上之令致之民而已，恶知数年之后，不有暴眊贪沓之人，喜于作为，以是虽便于民，庶而不利于官吏，一切之政，趣办为先，其能免于不沮斁乎？有桀黠嚚顽之民，苟于目前，以彊陵弱，靳铢两斗斛之入，致募者之不至，伺隙侦罅，纷争肆起，其能免于不沮坏乎？昔人谓难与虑始，可与乐成，吾惧成未易乐也，幸吾子告戒彼都之人，晓之以利害祸福，所在无使如吾之所虑者而终守之，庶有益乎」！缯退而书之，以为《第二都义役庄记》。周侯名师清，官为通直郎云。淳熙九年十一月谷旦，钟山园翁李缯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