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说者谓三代更历千七百年之长且久者，以其有循环迭用之法。夏之政忠，忠之弊，故商人济之以质；及其又弊也，故周人济之以文；文至于不可用，而其弊也不可救。于是乎徂邱稷下，坚白异同之说起，朝而为横，暮而为从，从横离合，其亦何所穷？而其为祸亦无穷！故秦人低回畏忌，而欲一切待之以刀锯。自秦而下，习俗变迁，听其自尔，忽然而为经术，倏然而为节义，建安七子浮夸未歇，而何晏等辈已善为泊然清虚之唱矣。三代之天下，千七百年之事如出一日，根苗于《易》，而发露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有所不敢诬者。我国家涤荡五季，斟酌百王，《禹贡》之所未备，《吕令》之所未述，秘府之所未补，曲台之所未定，至是皎皎然见于耳目之前矣。比者论思献纳之臣，且以为艺祖、太宗二百年来有以固结人心者，虽更靖康之难，曾无一夫为是不轨倔强之谋者，是皆行仁之效也。然而治道不能无弊，欲使仁政久之而无弊，亦在乎济之以义。且以为崔实《政论》欲以严致平，而诸葛武侯之治蜀，尚不免于严峻，以所适者然耳。又其区区所望于吾君，必欲于宣帝之信赏必罚，总覈名实，宪宗之刚明果断，不惑群议，将以引君于当道，盖在乎以义济仁，而偶有取于宣帝、宪宗之事耳。宣帝之即位四年，亲览万几，而轻重低昂，皆所自出。韦贤、魏相、丙吉、黄霸、于定国之徒，以宽通博裕相继用事，是崔实之立说，孔明之行事，在宣帝时似有所不必然也。唐至宪宗，威令复张，擒刘辟，执李锜，而于頔且翩翩然不自安矣。吴元济所有淮、蔡盖三世矣，然宪宗必欲讨定之，王承宗、李师道欲沮之，而卒不可。调兵挽粟，且至四岁之久，而后淮、蔡平。今欲从搢绅儒生一切之论，在宪宗时又有所不必然也。商略时事而求其一得，此为儒生职分也。「居则曰：『不吾知也』。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