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·魏徵传》：太宗问徵：「为君者何道而明，何失而暗」？徵曰：「君所以明，兼听也；所以暗，偏信也。尧舜氏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虽有共、鲧不能塞也，靖言庸违不能惑也。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，天下溃叛而不得闻。梁武帝信朱异，侯景向关而不得闻。隋炀帝信虞世基，贼遍天下而不得闻。故曰君能兼听，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」。

臣曰：善哉，太宗之问、魏徵之对也！人君以一人之聪明接众多之臣下，共、鲧、赵高、朱异、虞世基之徒，世未尝无，然静言庸违不能惑尧舜之君，壅闭不闻乃能乱秦梁隋之国者，岂不在乎兼听偏信之殊耶？人君初未尝不好治而恶乱，亦未尝不欲用君子而去小人，然君子卒不能用，小人卒不能去者，盖君子独立而无助，小人植党以自私。人君将一用君子，群小人惧其不便于己也，必巧为飞谤以中伤之，将去一小人，群小人惧其失所依也，必巧为游言而阴为之地。人君将访之左右之人耶，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齐人之毁即墨而誉阿大夫也。将访之百官耶，百官之中未必不如八司马之誉王叔文也。将访之耳目之臣耶，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额叩龙墀，如刘栖楚之党李逢吉也。将访之元老大臣耶，元老大臣又未必不阴有所畏，私欲纳交，如张禹之党王凤也。遂使人君聪明惑乱，心无所主，君子将用而复舍，小人将舍而反用。小人之党日炽，君子之势益孤，卒至于在位皆小人，而空国无君子，人主孤立而不自知，天下未有不为秦为梁为隋者。其始起于偏信之私，其终至于祸乱危亡而不可救，可不戒哉！此四门不可以不辟，四目不可以不明，四聪不可以不达，心术不可以不正，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择也。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宪宗尝对绛称太宗、明皇之盛：「朕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，无愧谥号，不为宗庙羞，何行而至此乎」？绛曰：「陛下诚能正身励己，尊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。与大臣言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；与贤者游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。去官无益于治者，则材能出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怨旷消。将帅择，士卒勇矣，官司公，吏治辑矣。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。如是可与祖宗合德，号称中兴，夫何远之有？言之不行无益也，行之不至无益也」。帝曰：「美哉，斯言！朕将书诸绅」。即诏绛与崔群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，张便坐。

臣曰：有贤君无贤臣，不可以致治；有贤臣无贤君，亦不可以致治。惟臣主俱贤，然后可以相与大有为。观宪宗所问与李绛所对，可谓臣主俱贤矣。帝承肃、代、德、顺颓弊委靡之馀，慨然有意贞观开元之盛。绛所陈皆切一时，终戒之曰：「言之不行无益也，行之不至无益也」。帝天资英武，推诚听谏，闻绛之言而欲书绅，非饰虚词以面褒之而已。退能断然而力行之，内任忠贤，外诛僭叛，唐之威令至于复振，皆绛言有以启之。尝欲相绛，宦者吐突承璀宠方盛，忌其进，阴有毁短，帝遂出璀而用绛不疑。尝盛夏对延英，帝汗浃衣，绛故趋出，帝曰：「朕宫中所对唯宦官女子，欲与卿讲天下事，乃其乐也」。又尝对左右称绛言骨鲠为真宰相。非绛之忠谠不能尽言以启沃，非帝刚明果断，亦岂能受尽言而用之？凡绛所言无一不行，卒能与太宗、明皇号为唐室三宗。盛哉！使帝能终始行绛言，不以小人而参君子，不与不肖而与贤，不退绛而进承璀，不罢裴度而用皇甫镈，中兴之业宁有不终耶？臣窃谓致治之君不可不听谏，不可不用贤，尤不可不力行，又不可不始终如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