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先正司马光论历代君臣事迹，始周烈而讫五季，贯穿驰骋，上下千载间，书成于元丰中。神宗皇帝嘉之，锡名《资治通鉴》，亲洒宸翰以制其序，且取前代之君以自况，其言有曰：「汉之文、宣，唐之太宗，所谓禹吾无间然者」。议者谓神宗圣德具见于十九年事业之间，巍然炳然，可高揖尧舜于千载之上，而乃俯比二三君，何耶？愚曰不然，自古圣人德盛则待人必恕，实有馀则取名必廉。孔子以天纵之圣，生民以来未之有，而乃自比于老彭，自同于丘明，自以为不如颜渊，可谓待人恕而德愈盛，取名廉而实益有馀矣。然则，神宗之有取于文、宣、太宗，是亦孔子恕以待人、廉以取名之意也。知吾夫子与神宗待人取名之意，则知今日主上之有取于光武，亦仲尼之意欤，神祖之意欤。夫光武之为君，虽未可比隆三代盛王，较之汉七制、唐三宗之中，寔为最优。以《春秋》之法责之，固未逃议论之域，待之以忠恕之道，固宜取所长而掩所短也。请论光武之为人，而特与高帝、太宗陈之，以发明圣志之万一。若夫主上盛德大业，自与尧舜三代同符，非敢以光武比也。夫七制之功，莫大于高帝；三宗之功，莫大于太宗。以光武而拟二君，则其功有若不及者。呜呼，孰知其不及，是乃所以过之耶？高祖、太宗惟功之是慕，而光武则以为不足慕，故高祖、太宗以功显，而光武以德称。高祖诛暴秦、灭强项，以三尺剑而造帝业，可谓有不世之功矣。然关中既定，马上之事可勿论也，而好战之心老犹不衰，至亲伐匈奴而困于平城之围。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，而不知文德之可以来远。当平城之围，足见百万之众不如虞阶干戚之舞矣，是宜异日在廷之臣，欲斩樊哙之论兵也。太宗取孤隋，攘群盗，以几冠之年而定四方，亦可谓有不世之功矣。然唐室既造，晋阳之甲亦可解也，好大之心不能自足，至亲定四夷而困于辽水之役。太宗徒知古人有攘却之事，而不知圣人有兼爱内外之心。当辽水之厄，则知万里亲征不如汉文玉帛之聘矣。是宜前日谏诤之臣，见武德之舞而不之顾也。光武起于军旅，非不知兵；勇于大敌，非不知战；明明庙谟，紏纠雄断，非不足以务远略；云台之将，上应列宿，非不足以立边功；举全汉之众，又非不足以横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。而退然若一怯者，口不谈兵于恢复之后，何耶？盖事有屈于名而当于实者，惟盛德者能之。夫兴师百万，拓地千里，功若可喜也，盛德之主则谓彼民亦吾民，何忍草芟兽狝之耶？吾宁收爱人之实德，不必求名于辟国也。太师奏凯，将士受赏，君臣固可相贺也，盛德之主则思有裹粮千里、巷哭饮泣之人，是孰贻其祸耶？吾宁使吾民之不伤，不忍求战功而生德色也。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广，孰若保吾土之当于实哉？臣无用之人以为民，孰若全吾生齿之当于实哉？高祖、太宗皆弃实德以慕虚名，光武独能屈于名而当于实，故以艺文之讲而代干戈，以道义之论而代鞍马，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。闭玉关，谢西域，卑辞厚币以礼匈奴之使，而抵掌抚剑之臣皆不得逞志于当时。其治天下，一出于柔道，朝夕从事于诗书俎豆之间而不知疲，此所以贤于高祖、太宗一等欤！虽然，光武之所以优于汉唐之君者，以其能偃兵也。其不能比隆于三代之君者，用人之际未可人意尔。光武以吏事而责三公，以谣言而易守宰，此最其失之大者。三公之职所以论道经邦，非可以吏事责之。汤不责伊尹以吏事，而望之以一德格天，高宗不责傅说以吏事，而望之以朝夕纳诲；成王不以吏事责周公，而望之以师保万民。光武不与三公坐论邦国之大体，而以吏事进退之，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，宜其治效不及于古也。守令之职，所寄非轻，当以三载考绩之法黜陟之，非可以谣言而验其贤否。郑子产古之遗爱，名在循吏中。方其相郑之初，民兴「欲杀」之谣，使人君遽从而易之，则侨之声名风采，不复著于列国矣。以吾夫子之宰中都，曾未闻有诵德之谣，使时君必以谣言取人，则造为绯衣小儿之语以沮贤者多矣。光武失于此，是宜东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。且光武之失，又不止如是。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责，而光武之失尤在于未能择三公；守令固不可以谣言易，而光武之失又在于亲择守令。夫三公之职非大儒不足以当，光武乃以此处侯君房辈，未闻其有卓卓过人者，是宜严子陵问其痴而致语于使者以讥之。虽起一卓茂于县令，及居庙堂亦无所建明，其名固亦减于治密时矣。则知论道之任，非可以轻处人也。守令之寄虽重，然非天子所宜亲择者。天子择宰相，宰相择部刺史，刺史择守令，此人主简要之术也。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职，宜其择之不精而以谣言进退之。使光武精意于一相，亦何患天下无贤守宰也！呜呼！至治之君不世出，汉唐之可称者止于十数君，而光武尤为盛德，犹不免有任人之失，是宜以忠恕之道处之，而勿至于责人无已可也。恭惟主上以仁圣之资，抚中兴之运，诞敷文德，仰合有虞，归马放牛，同符周武，初非有慕于光武而袭其陈迹也。比因庭策多士，特以光武发于清问，草茅之士莫知圣志之所在，愚独妄意其处己处人之际，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。而明策下询，谓今日礼文经义问，或酌光武之仪以出处，或矫光武之失以示训，其迹盖有不同者。愚切谓景至而禋祀，元正而会朝，建延阁以崇文，辟成均而论秀，此皆取法三代，非酌光武之仪而行之也。写六经于琬琰，为学者式；异端邪说禁止勿用，以矫尊七经之谶；复《春秋》立三《传》，以矫罢黜《左氏》《谷梁》之失。愚谓此皆默契孔孟之用心，亦非有意于矫光武而为之也。然用柔道以致平，光武之所已为者，而吾君固已优为之。任一德以图治，吾君之所优为者，而光武负不能之愧矣。虽然，愚复有说以献。夫恕以待人，廉以取名，乃人主之盛德，而人臣之职则当以责难为恭。孟子谓：「不以仁义告王，则斥以不钦之罪」。唐文宗尝问群臣可况以何主，郑覃以文宣对，为李石所斥，且以尧舜勉之。夫文宗虽儒雅主，然任人致治之际，有不足称者，李石乃期之以尧舜，使不以文宣自安，况吾君盛德，实足以为尧舜耶！愚愿执事当侍清问之际，日陈尧舜之道，以广吾君稽古之志。彼光武驳浅，姑取其二三策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