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八月戊申，吏部侍郎王之奇、太子詹事陈良翰、权礼部侍郎周必大诣政事堂，以所被赐宸翰示臣。臣既得仰观陛下有取于唐之太宗与其臣魏徵德仁功利之说，默而深思，窃有感焉。后八日丙辰，奏事后殿，陛下不以臣愚，宣谕以宸翰赐臣之奇等之意，且曲垂清问。臣尝冒昧言：「唐太宗起兵太原，攘群盗，取孤隋，不数年间自匹夫而为天子，无寸土而有天下，大功虽成而惭德为多。既即位十有六年矣，乃以身所躬行四者之优劣而问徵，是太宗于平生心所不足者惄焉而有慊也。臣窃妄论，陛下承累圣之丕基，应重光之休运，中原之土地吾所固有也，非修德修仁何以致维新之命？中原之生灵吾所固有也，非修德修仁何以启来归之心？且今日创业、守文，中兴之责，陛下实兼之，视太宗起太原时用一切之术不可同年而语矣。陛下自即大位今十年，汲汲皇皇于仁德功利四者之说，非不廑且至也，要在兼修而并用，持之以久，乃见效尔。盖美成在久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此圣贤不易之言也。然德仁之责在己，功利之责在人，亦不可不察」。陛下欣然，既嘉纳之，后四日庚申，特命中使以之奇等奏牍宣示臣，臣深惟陛下圣意，岂亦有取于臣前日之奏而欲毕其说乎？臣之奏曰：「德仁之责在己者，谓非人君之躬行不可也。然邪正有机，作辍有时，内外有间，又非得弼亮弥缝之臣如魏徵十渐之谏，则太宗安得为唐之明君也」？臣之奏又曰：「功利之责在人，谓非人臣身任之不可也。然人有知愚，事有难易，用有疑信，又非得聪明英睿之君如太宗御臣之方，则房、杜、英、卫安得为有唐之名臣也」？天下之事一日而万变，天下之人一心而百伪，一政令之发曾未见于端绪，而群议论者已纷然四起。凡所以为德仁之害功利之贼者，不知其几何人也！譬人之身，主本自固，不幸而有疾病，必访之良医，医者察脉视色，得其病之原，酌以虚实之宜，按古方书而用药焉。适问疾者满前，共议其方书。某人指某药曰：此甚热也，法当去之；某人又指某药曰，此甚寒也，法当去之。死生利害之说杂陈，主病者或不之察而两从之，遂失古方书用药之意，病者服之而精神日以损，筋力日以惫，乡之议药者又皆归咎于医者之庸而更择焉。医之可择者有限，而药之杂议者无穷，主病者又终不能有所明辨，而欲求病者之安全，岂至理也哉？虽然，德仁者，国之大本也；功利者，本立而末必举之效也。非明良相逢，圣贤相合，心胆相照，治乱安危相一，又安能去其害与贼，辨其本与末，以收吾德仁功利之效也？今陛下亲御翰墨，叹功利之未成，企德仁之高致，慨然有取于异代之臣，将以其言为龟鉴，此则宰臣非才之罪也。臣尝观魏武侯与群臣论事，群臣不能及，罢朝有喜色。吴起谏以楚庄王之言，曰「世不绝圣，国不乏贤，今寡人与群臣谋事，而群臣不及」，有「楚国殆矣」之叹。至唐太宗与臣僚论事，有不出太宗意者，太宗退而忧之。景德间，真宗皇帝与陈尧叟更论前代求治之君，尝举其事以为戒。臣愿陛下致察于此而储思焉。虽然，进退百官，亦宰相之责也。相非其人，一身孤立，不足以自保，有如臣者，何敢去取人材，求尽得英杰不群者为陛下用也？今日之急务莫急于论相，臣愿陛下改图而更命之，必旁求非常之人，以应非常之运。择之于未用之前，信之于既用之后，不使议论负荷者歧而为二，则是非自定，利害自明，重轻相扼之势不分，毁誉乱真之祸不作，君宰之间，道与气合，体与情俱，聚精会神于德仁功利之用，次第而施行之，万事将无不理。举天下之大，惟陛下意之所欲为，而实非臣之所能也。臣久衰之年，已病之身，心知其不可久于位，勤勤恳恳，觊陛下蚤择真才，付以相事，盖屡矣。荀卿论人主之道，有曰「身能相能者王」，其相须盖如此。臣乞骸之章，继此而上，臣非为一己进退之私也，毣毣之忠，诚为宗社大计，惟陛下留神于臣之说，天下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