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君臣之相遇难矣哉！傅说、伊尹非有高宗、成汤之君，则老死于版筑耕夫之间，无以见于后世；仲尼、孟子以无尧、舜、文、武之主，故崎岖于齐、晋、宋、卫之墟，而终见弃于当日。一身之忧乐穷通非所恤也，所悲者天宇之内焦嗷无告之民不被斯泽，若陨鼎镬、坐涂炭，不能手决西江之馀波而活之。是以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，良有以也。愚观王福畤记唐太宗事，深嗟房、魏不闻圣学，有君如此，而无以启沃其心，且叹君臣相遇之难也。唐太宗以英锐间出之资，甫冠，自晋阳起义师，以取隋之天下。慨然有力追三代之志，不能含忍循袭汉魏之涂辙，俯首下气，甘心为庸常之主。故引房、魏而告之曰：「卿等每进嘉言良策，患人主之不行；若行之，则三王不足四，五帝不足六。朕诚虚薄，然独断亦审矣。诸公若有长久之策，可一一陈之」。又曰：「秦汉而下不足袭也，三代损益，何者为当，卿等悉心以对，不患不行」。又曰：「时难得而易失，朕所以遑遑也，卿等无退有后言」。呜呼！太宗下问群臣之言可谓至矣，求治之心可谓切矣。房、杜之徒既无以为对，而魏玄成又以《周书》为言，是以太宗有「不井田，不封建，不肉刑，不可行周公之道」之语。夫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，《周书》，姬公为治之具也，守此糟粕，果足以为姬公乎？三王欲四，五帝欲六，疲精劳神于刑名度数之间，果足以至之乎？损益三代而以区区之己意，果足以为权度乎？太宗之问不谓不切，而房、魏之徒不可谓不负其君也。今以数寸之规矩而能尽天下之方圆，数尺之绳准而能尽天下之曲直。况先王所以端本抚世，风动四方，固必有要道矣。为房、魏者胡不告以治国、治天下本于脩身、齐家，脩身、齐家本于正心、诚意，正心、诚意在于格物致知？使太宗能行斯言，则三王诚可追而四，五帝诚可跻而六。用此以治天下，则姬公犹存于今日。持此以为权度，则损益三代而不差。圣人之道由兹而后行，三代之风由兹而复见，则夫太宗之所以为太宗，岂独贞观而已。不然，舜舞干戚而有苗格，孔子之「动斯和，绥斯来」者果以何道而致之哉！使王仲淹不死，而遇太宗之问，犹恐不能发圣人之关键，探圣学之渊源而开导之，况其所谓房、杜、魏、温乎！况其所谓仇、程、董、薛乎！是皆斯文不传，学者无所宗承，而至于斯也。然而不能辅太宗为尧舜，跻有唐于三代，此固房、魏之罪也。后世之主视太宗贞观之治邈不可及，使生民不睹前日全盛之时，而安乐于畎亩之间者，果谁之罪耶？世必有任其罪者，哀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