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天下之风俗，罔不惟上之倡，而斯文为尤甚。《书》称尧曰文思，舜曰文明，禹曰文命。商周之君，或终始典于学，或缉熙于光明，故唐虞三代之文，至今炳然与日月争光。《诗》曰「倬彼云汉，为章于天」，「周王寿考，遐不作人」，斯文之兴，岂不由上之为乎？秦焚诗书，天下以文为讳。英如汉祖，特不喜儒。文景之际，重之以黄老，而朝廷大臣皆刀笔吏、吹箫屠狗、引彊蹶张之流，宜此道之遂泯。不数十年，贾、马、晁、董之徒相望于时，西汉词章之盛，与古争衡。其后光武、显宗，最重儒学，然东京之作，遽不及远甚。下逮魏晋以及梁隋，其间君臣多尚文雅，而笔墨气格日以不振。虽唐太宗聪睿卓绝，辅以房、魏之佐，升平无事，尤汲汲然加意于斯，而终不能革六代之馀。以此而言，又似非上之所能为。以我国家累圣相继，咸蓄盛藻，昭回垂光，异才竞奋。肆更多故，学士失职，主上喟然悯之，书经训以发其渊源，辟胶庠以励其器业。居无几何，群试于有司者，人握灵蛇之珠，家抱荆山之璞，彬彬如也。然则谓文为不由于上，可乎？夫以汉高、文、景之间，绝不好文，而作者如彼其多；魏、晋、梁、隋、有唐之世，君臣笃好，而文字如彼其陋。盛衰之变，与时不同，而今日之应若响，何耶？愿闻其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