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公赋《鸱鸮》之年，大风拔木，乃命邦人起而筑之，最为异事。然大风拔木，天也；起而筑之，人也。大木所偃，因人而起之，当无足怪者，孔子定《书》，从而记之，示训戒也。元祐八年，繁江隆道观玉帝殿庭有古楠二章，分列左右，如辅如弼，一夕风雷大作，偃其左偏者。邑宰命匠石取之，方执柯伐其枝，忽闻轧轧声，乃稍稍起立，匠石皆在其上，如猿猱然，观者惊骇，邑宰降阶俯伏请罪，君子以是知天道之不可诬已。校诸《金縢》，兹为尤异，盖以不待人力而自起也。今五十有一年矣，缙绅先生尚能言之，若不镵诸石以永其传，则无以训戒后代。余被命尉兹邑，道士詹次渊请书其事，因从《春秋》记异之法，月而日之，以警不能寅畏上帝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