仆尝闻《孔丛子》曰：「死病无良医」。非无良医也，言垂死之病，医之难乎其人也。救大乱亦犹是矣。故起垂死之病者必能洞察五脏，深识其受病之由，然后一药而得愈。理大乱之世者，必能通达国体，深识夫救乱之术，然后一举而收成功。今天下之乱极矣，阁下以硕德重望起而救其乱，作世和扁，是必识夫救乱之术，然后可以起垂死之病。夫识救乱之术，必先观天下形势，如医者之治病，亦先视其一身之形势，攻其所当攻。如使病在膏肓然后图之，虽神医不可为已。仆窃观天下形势莫如雒阳、长安、大梁三者而已。雒阳抱殽渑，据成皋，直伊阙，左瀍右涧，表里山河，东南北千里以为关，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，雍与梁实恃以为重，故自古号为天下咽喉。长安左殽函，右陇蜀，襟终南、大华之山，带清渭浊河之水，而河中、冯翊、陕、虢、环、庆，地方数千里，悉膏腴沃野，卒然有警，百万之众可具，故自古号为四塞之国。大梁地广平，四通五达之郊，齐楚韩赵壤地相错，而汴蔡之水参贯其中，岁漕东南六百万斛以给军食，自古号为天下之腹心。三者皆形势壮观者也，然仆以为皆非今所宜用兵之地，何则？往者尝据梁矣，居之数年，卒不能有益。梁利于战而不利于守，非恃东南之粟以为固则不可以守，故徙而之长安。然其据雍，虽倚山河之固，以愚料之，则利于守而不利于战，若持之三数年，彼将坐受其敝，何则？以战则势有不可，以守则无敖庾之粟，外强中乾，恃险与阻，愚知其无能为矣。然则雒阳者，又可料其不能有也。夫雒阳、长安、大梁，仆皆谓伪齐所不能有，则朝廷能居之乎？曰：不能。夫长安、雒阳，朝廷诚不能往居之，梁故吾都也，而亦谓不能，何也？盖祖宗所以都梁者，恃兵为险，又有河南、睢阳、魏博以辅车之势，有两河、陕府为要害之地，故晏然处天下腹心，可以高枕。今长安距梁仅千馀里，而有桀黠之伪齐；澶渊距梁仅二百馀里，太原距梁仅千馀里，而有纵横之虏。是辅车之势、要害之地，均非吾有，而兀然腹心之地，安能一朝居乎？梁之不能居，则雒阳之不能可知也。然则为朝廷之策者宜奈何？曰：宜取睢阳而守之。夫睢阳，宋兴王之地，禾绢之所由起，盖古景亳，而春秋之宋都也。汤始居之以王，谓之商丘。主祀大辰，盖协于火德之运，实得天统；而其地据东南之冲，实得地利；西北之士，日夜跂而望归，因其锋而用之，复得人和。朝廷如不欲清中原则已，如欲清中原，宜莫如蒐兵积粟，投机决策，直取睢阳，然后图复两河，则天下可传檄而定矣。或谓仆曰：宋距梁才三百里，子以梁为不可居，则宋安可以守？且春秋襄与楚争伯，卒有孟之执、薄之盟、泓之败，其后宋武帝号英雄，得蜀得闽中，尽有河南地，十分天下之八，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边，是宋固非用武之地。况今劳师远袭，以图复宋，则粮饷挽赁，将不能继，有如虏兵乘其后，伪齐扼其前，师老食尽，则吾几上肉矣。仆曰：然。宋襄不修德而搂诸侯次睢之社，杀人以逞而欲慕文王之仁义，何不败之有？然在当时，吴、楚、齐、晋，狎主夏盟，迭相吞噬，而宋介然其间，终于春秋，固不失为大国。若夫宋武所以不能遂并天下者，直以不能得山东耳，非地小弱而形势有不便也。况今千乘万骑，一毫以上，悉仰东南，而宋实据东南之冲，卒有他变，则可以倚援于东南，而粮饷挽赁非如大梁，止仰给于通济渠、琵琶沟耳。朝廷诚能鼓而西，直保睢阳，以一军军魏博，一军军河南，一军军大梁，河南、魏博、大梁、睢阳，相距才三四百里，缓急足以相援。再仿古营田之制，以渐耕垦，张吾军实，此亦中兴之椎轮也。夫与人斗，不扼其吭，拊其背，未能全胜。故自古兴复大业者，必据形势之地，譬之豪民大商，必居通都巨邑以操赢资，然后获倍称之息。故光武始于上雒，成于鄗，不旋踵取天下。少康邑诸纶，复禹旧绩，祀夏配天。唐肃宗起灵武，不踰时而复两京。永嘉之乱，晋元渡江，栖于建邺垂百有二年，卒不能以复西。韩熙载经略江左，欲长驱定中原，势卒不利。而李谷自京师，乃能席卷淮甸，取江南若探囊中物耳。此居中图外与居偏方下邑，利害祸福之明验也。故仆窃以谓自治为上策，取睢阳为中策，据吴越保江南最下策也。干冒钧严，陨越待罪，不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