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必有是志也，然后勉之而益进，激之而益励。苟惟不役志于是事，而以是事劝之，则虽予、赐闻说挽乎前，仪、秦捭阖劫乎后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。是故战国之君，昧夫人道，忸忲于剥敛积实攻斗侵取之说。凡其君臣，早朝宴罢，诹谋而建白者，必功利是图，谓拓土为能臣，谓丰财为至计，诛求无艺，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，玩兵嗜杀，使民绝胫洞胸而不悔。彼其大欲在图霸，积虑在富强，故虽以孟轲游谈仁义于齐、梁、邹、鲁、宋、薛之间，往往枘凿不偶，蔑有一君行其言者。非轲言不足用，盖时君无役志乎仁义者也。故夫人主必有是志，然后劝之以是事，则深听而果行。昔大宗致贞观之治，天下晏然，外薄岭海，户阖不闭，蛮夷君长咸袭衣冠，带刀宿卫。于是帝曰：「此魏徵劝我行仁义，既效矣，惜不令封德彝见之」。古今议者因遂以谓太宗行仁义，率由魏徵劝之。嗟夫，徵排德彝，而勉其君以施化，信有助矣。然向非太宗有志乎仁义，则德彝言入而莫回，徵徒百说，未免为虚语也。徵虽贤，孰与孟轲？太宗虽明，而贪功勤兵，犹未贤远于齐梁之君。使其素心不在仁义，则孟轲复生，言犹不听，况徵其能劝之有行乎？观太宗在贞观初，尝谓侍臣曰：「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，庶革近代之浇薄」。又曰：「为国之道，必抚以仁义，公等宜共行之」。惟夫素心在仁义，然后知仁义之可以为国，而责治于臣下者，亦必在于仁义。故又尝谓仁义之道，当存之心，使常相继，斯须懈怠，去之已远。譬犹饮食，尝令充饱，乃可全生。此其于仁义，固克念而不敢忘，则于徵之说，非偶然听之，所以能有助也。或谓文皇芟刈手足，安忍无亲，此其于仁义背而驰者也，何克念之有乎？曰：是诚太宗之惭德也。然仁义何尝之有？背之则为小人，蹈之则为君子。使太宗自艾自克，处仁迁义，则一洗心易虑，犹可与也，况能力行乎？孟轲言五霸假之，久假而不归，乌知其非有？《春秋》恶恶疾，其始善善乐其终，然太宗既久假矣，胡可嫉其始，遂终疾之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