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高帝不喜儒，创汉基者未尝乏人；武帝好儒，而汉业病矣。宣帝不喜儒而中兴，其子元帝好儒，孝宣之业衰焉。夫所谓儒者，政赖以扶持宗社，辅成人主，而汉之数君用儒者辄不效，不用者皆有大功，予以是知汲黯之毁儒，面辱公孙，其意深矣。昔者沛公以三尺剑取天下，良、平为柄，韩、彭为锋，灌、绛为铗，萧、曹为脊，樊、郦为镡，一举而施惠于秦，再举而锄暴于楚。当是时也，如执虞舜之干羽，如秉周武王之旄钺，如五经所规，《春秋》所是，君人治国之道，不遗毫芒矣。彼数公者，屠沽刀笔之下，剸裁教化，斟酌仁义，戴沛公以行其素心，皆商阿衡、吕尚父之事业。谓之非儒者，可乎？至武皇帝则不然，所恃以为真儒而用之者，公孙丞相一人。如汲黯之正直纯诚，质厚远识，庶几古之十六人也。帝知其为社稷臣而畏之，数以忤旨不用。然虽尊宠公孙弘而天下轻之，虽不用汲黯而天下重之。故淮南之反，视弘如发蒙振落而独惮内史也。方弘徒步对策时，知武帝欲有为，已能刺取上意，以谓「期年而变，臣尚切迟之」，卒以谄至宰相，引张廷尉、桑大夫为之肘腋，而高帝之法纷然乱矣。予以谓武帝之治，穷兵黩武，盗半天下，以用公孙弘，故至于此；然而奸雄不敢起，未至于亡国者，以汲黯在朝故也。由此观之，用儒之效果何如？孝宣鉴武帝之失，故其治质而不求华，实而不求名。吏职民安，辅以邴、魏之深明治体，奉行故事，天下之人如释画饼而得稻粱之饱，去雾縠而有大布之温，岂皆儒者辩惠纷更之赐哉？初元之君不知出此，牵制优柔，用匪其人。韦衡之徒，虽酝藉优游，皆持禄阿谀，无甚术业。史称元帝好儒术，颇改宣帝之政，讥之深矣。夫儒者有益于国则一，而其用之异也。忠信而正直，易禄而难畜，见利不亏其义，见死不更其守，可近而不可迫，可杀而不可辱，事君而君无过，治民而民不忧，若是而儒者，儒也。饰儒以取名，辩说以希进，阿谀以陷其君者，盗也。武帝舍汲黯而盗公孙弘，舍实而用名，求儒而得盗也，几何而不败人之国乎？荀况作书，虽不纯于圣人，然其论大儒之效，首以周公为言，庶几知儒者之效矣。呜呼，姬旦不世有，不然则得汲黯辈而用之足矣。而武帝谓黯为戆，为妄发，为不学，岂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亦儒者之盗欤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