塔寺之建，自罽宾国始。举国之大，不过二所，佛氏且从而赞之，以为希有事。然则佛塔岂可多得耶！唐武后欲创祠于白马坡，张廷圭力谏曰：「穷山之木以为塔，不足高也」。后乃止。然则佛塔岂易建耶？然近年以来，井邑盛处必有浮屠，计天下之大，当以万数。难易多寡，何相绝如此！岂今日佛教之盛，非昔者比乎？抑天下富庶，而土木之功易于创造乎？余尝疑其说，以质诸长老，曰：「凡建造者，为殿以供佛，为堂以供僧，为桥为路以通往来，是各有所为，而非偶然者。独浮屠之建，动切星汉，其功甚劳，其费不赀，而于僧徒未见其有益焉」。然则古今所以难之而不欲多建者，岂非为是耶」？长老曰：「不然。此庄严之道也，今人未必非而古人未必是也。今夫假木石之功，而饰以丹青之丽，光芒璀璨，卓然出井邑之上，凡有目者皆见而仰之曰：佛菩萨舍其下。凡十人睹之，而一人能作正念，则千而百、万而千，展转不穷，当有不可以数计者。是则庄严之胜以五采说法，而观瞻之士得以目听之，其助教化固不小矣。而谓之无益，可乎？此阿育王之建塔所以至八万四千，而佛氏而不以为多也」。南剑之沙县有寺曰福圣，古道场也，三朝宸翰，实镇其中。古塔中立，盖累数百年，舞风沐雨，望之黔闇，不足以耸人。住持僧端一毅然撤去，曰：「吾将协众力以新之」！铢积寸累，殆十馀岁，斲削之功仅十五。三易主僧，事益因循，塔忽倒影在密室中，虽雨旸弗变也。众复骇之，益加重焉。大丞相李公为之浓墨大字以题其额，又录宣和褒封之制，而继之以泗滨惊世之迹，刊于塔右，将以诲成。适公还朝，而主僧之志老矣。建安郭侯来宰是邑，乃喟然而叹曰：「君父遗迹既臣子所不敢易，而塔庙之设乃遗迹之所托者也，于此不竭力焉，恐非人臣之道也。谚曰：作浮屠者必合其尖。将以合之，舍我而谁哉」？于是率邑人之彦者告以故，且令主僧了机从而奔走之。故富者出财，能者竭力，亹亹相劝，殆有不能以自已者。阅明年而塔成，实靖康改元之春也。其级五，其广四十有八尺，而高三十丈。云烟缥缈之间，金碧相照。夜灯数枝，焕如星斗。呜呼盛哉！岂特使百里之内迁善于观瞻之际，而悔过于杳冥之间乎！三后之志且不废于海滨，而云汉之章人天共仰，盖将与日俱新矣。夫仰而事君，俯而化民，今一举而两得之，其可谓贤令尹哉！余适罪逐还乡，与观胜事，侯乃以记文见属。余曰：嘻！昔韩愈氏必欲火佛氏之书而庐其居，然后为快于心。至僧澄观能造浮屠于淮泗之上，栏柱雄丽，高三百尺，愈遂作诗以美之，且谓当时公才吏用无如师者，遂令澄观之名同愈不朽。得非宝塔之建，于有为佛事为甚难，顾虽倔强如韩子者，亦不得以却之乎？今庄严是塔而主其寺者，僧惠深也。具正大法眼，为达摩嫡嗣，非若澄观所能髣髴；余尝从之论西来意，又非若退之以谈佛为讳者，固愿以笔墨赞之。而况邑大夫切切外护之志在君与民，又于予为诗酒之旧，见而属之勤至于再三者乎？此皆余所乐书者，敢以不才辞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