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初五日，太学生雷观谨昧死百拜，上书于皇帝陛下：臣生三十六年矣，自十五总角为学校诸生，执经之暇，喜引古以论天下事。当是时，擅权之臣新钳天下之口，臣父兄师友闻臣小有激昂，则必深戒力止，以谓宁结舌以保身，毋多言以取祸。臣亦自知远方寒士徒譊譊，实无益，惟不信权臣能绝人言，以蔽人主聪明也。岁在戊戌，例贡辟雍，复移太学，首尾九载，具知一二权臣果能以身塞言路，恣其奸恶。而台谏官徒备员以进身，閒或有言，非己所不利，则是必为人之鹰犬，不然摘细故以塞责耳。呜呼！祖宗纲纪法度，埽地殆尽，使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，饮恨宿怒，无所告诉。至使夷狄猖獗，兵连祸结，成今日之事者，皆言路不通、上下蒙蔽之失也。言路不通，而微臣因以杜口二十年矣。顷为宰臣者建言置局，讲议天下之事，聚十数辈亲附之人，观望阿谀，所论皆毫末之细，议罢一事，夺于权倖，则朝言而暮复旧矣，何尝有一大利害及于生民哉！善乎，臣之友生高阅之言曰：「天下之利害，当使天下之人议之」。阅因对充讲议司策，而为此言，诚至言也。何者？天下之广，岁月之深，事之利害不可殚举，苟非身受其害，岂能尽得其实，今日张官置吏，文书往来，而欲为天下除害兴利，岂不缪哉？是故古先哲王求谏纳善，惟恐其不广也，置敢谏之鼓，植告善之旌，垂殷戒之鼗，立司过之士。犹惧其未也，又设官制，以言为常。由是史有书，瞽为诗，工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。尚恐其怠也，每岁孟春，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，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，其或不恭，邦有常刑。其所访闻，不甚广欤？夫如是，则王之身、国之政，其有不善欤？天下之利害，其有不达欤？兹所谓当使天下之人议之也。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尽闻于上，则当言之人虽欲缄默取容，不可得也。官已尽其职，则执政之臣虽欲取容为人，不可得也。言路通而辅相得人，则太平之治，岂难致哉？恭惟皇帝陛下孝友之性、恭俭之德、仁民爱物之心，本于生知而行，以至诚格于上下久矣。临御之初，臣已知天下利害从此必得闻于上，而下情无有不通者。未几，求言之诏果下，旨意丁宁。臣伏读感泣者累日，且语诸友生曰：「前日之言，固以为恨。今而不言，岂不负愧？咸宜罄所闻见以报吾君焉」。然诏下踰月，上封事不减千数，而未闻晓然有求言之实，臣窃疑之。岂求言之诏徒为文具邪？抑献言者皆猥冗，不足取耶？无乃付之有司，而执事者尚徇前弊，沮遏而不行耶？不然，何故惟闻陛下每勤乙夜之览，而未闻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利，令行之，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害，令罢之？此献言者不能无疑也。《说命》曰：「非知之难」。传曰：「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」。则求言者斯受厥咎。今日求言之诏徒为文具，或执事者沮遏不行，天下之人复钳口结舌如前日矣。臣将见夷狄盗贼之祸未易扑灭，天下必至于大乱矣。倘其所言皆屑屑细故，不切时务，则当再下明诏以申谕之，不可谓其言无足取而遂已也。臣恐士大夫尚以前时直言掇祸为戒，未能披赤心以仰承陛下求言之诚，此臣所以首陈之也。臣素愚直，敢以切至之言上干冕旒，观陛下果能行与否焉。诏旨之所询朝廷之阙失、政令之僻违、保邦御俗之方、安边禦戎之策之数，言者固皆国家之所急也，而当今之务，有急于此者，止一言而已，陛下知之乎？已知则当不待微臣之言，若犹未也，臣谨为陛下言之。所谓一言何也，论相是也。盖人主无他职事，惟在乎论一相，得人则百官皆贤，百官称职则庶事咸理，否则乱矣。商之衰，中国失道，四夷交侵，高宗卒能伐夷狄，治中国，成汤孙之绪，致中兴之基者，其本在于得傅说以王命居冢宰之任，总百官之职，进言乎王，陈为治之本，亦曰惟治乱在庶官而已。何则？庶官得人则治，庶官失人则乱，天下之治乱系乎庶官之得失。庶官之得失，系乎一相之贤否。任宰相者，天子之职；进退百官者，一相之事。高宗以命说为急，傅说以庶官为急，此商之所以中兴也。国家崇宁以来，毕张治具，欲饰太平，而天下靡靡日入于衰乱者，皆由相非其人也。相非其人，庶官以类而进，私昵者官之，恶德者爵之，贤能之士乃斥逐不用，惟用奸党。其治乱不待今日而后见，识者已分于崇宁之初矣。虽欲正刑明辟，严误国之诛，固自无及，言之复何益乎？然不极其为乱之阶，则莫知其拨乱之道。臣为陛下略摭前朝宰相奸术之大者言之：假「绍圣」二字以行己之诈，假「国是」二字以售己之奸，假「享上」二字以充己之私，进直言者概以狂妄斥之，立正论者概以邪说禁之，善阿谀者乃以纯正用之。奸术既行，无所忌惮，故败坏法度，紊乱纲纪，无所不为，莫可胜举。致使黠虏几危社稷，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，皆相臣非其人之故也。陛下即位已来，见于施为者，慨然有求治之心，而论相之职亦未为称。此臣所以为当今之急务也。白时中老缪无用，罢相之日，公议称快，咸谓陛下必能择贤而相之，中兴之治可立待也。翼日宣麻，但递迁李邦彦、张邦昌尔。士民大失望，皆言邦彦、邦昌亦前朝辅相之无状者，未能罢黜犹之可也，其可遂相之乎？以臣观之，邦彦、邦昌虽未若前者数辈为大奸恶，察其操术，亦不过持两可以固位养恩而已。前日辅相之无状，姑置勿论，第自陛下即位以来一二大事，邦彦、邦昌会有慷慨一言乎？肯以身徇国，自当一面乎？邦昌奉康王入虏营为质，不得已也，至无耻也，贤者必不肯当宰相之任而甘心为此行也。邦彦、邦昌于无事之时，妄有除授，召收亲党，以为强助。及多事之际，假使命散遣亲党，以送妻孥，其何以率百官为国藩捍乎？闻播迁之说则乐从，画效死之计则退缩，其何以安百姓、为国柱石乎？虏所言者从之，虏所欲者与之，不闻有忠义一言，奋然以折敌人之心，其何以威抚四夷，而使之畏服乎？蠹国害民、启戎招盗，实为巨奸，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餍，而邦彦、邦昌初不敢谁何，致因人言，稍稍罢黜，讵能不畏强禦而退不肖乎？当此纷扰，其所进用尚皆亲党，抡选百官或不当职，能以公灭私，进贤者乎？总统百官，安堵百姓，威抚四夷，进贤退不肖，皆相事也。邦彦、邦昌疏谬如此，决不可当今日之危急也。陛下知求言从谏，而未知论相，何先后缓急之失序也？使中外臣寮士庶诚如诏旨，尽言所询利害，上闻之日，陛下独能行之，抑须付之辅相能行之耶？独能行之，非人主无为之道；付之辅臣，如邦彦、邦昌必无能为也。陛下知以是为急乎，亦未尝以此访之群臣乎？窃虑有为陛下言者，必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今日金人逼城，宜以命将遣师为急，馀事姑缓可也」。此殆误国之尤者，臣以为不然。天下安危皆在注意于相，相得其人，则将必成功，相非其人，则将必败事。盖将之出入谋画，必须以相为腹心，将虽良而相不贤，则谋画有画饼之讥，临敌有掣肘之祸，几何不误其事哉！裴度为相，李愬成淮西之功；杨国忠为相，哥舒翰有潼关之失。此事之灼然者，其鉴不远也。前朝自蔡京为相，遂以童贯为将，兴西北边事二十馀年，西北之良将劲兵所丧失者莫知其几矣，竭天下之力给二边之费者莫计其数矣。今日之事为利耶，为害耶？此目前之监也。陛下以邦昌身在虏营，未可遽罢，则邦彦何为久留也？陛下若不急罢邦彦，则虽有贤将，必不成功，祇益取辱尔。臣闻道路之言，谓邦彦与二三党类坚主割地之说。阃外之事，未能一切付之将帅，割地一事系国家之利害，臣知建言者已熟计备陈矣，臣不复缕缕。臣惟知邦彦罢则庙谋必振，将权必专，割地之说必不行，丑虏之势必灭亡矣。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：「邦昌、邦彦曩在政府，亦常以燕云之事不可图，童贯不可再遣。今果如其说。正当相之」。臣以谓不然。邦彦、邦昌在政府日，果知如此，则当力陈其未可状，至不见听，则以死继之；纵未能以死诤，则宜求去职位亦可。其如邦彦、邦昌卒持禄不诤，致此危急。其心不过畏童贯之祸也，岂有持禄畏祸之人而能为相乎？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：「用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，人才顾用之何如耳。邦彦、邦昌在前朝未能信用，姑试之可也」。臣以谓不然。人臣起自布衣，致身政府，其宠禄亦可谓盛矣，其职位亦可以有为矣。邦彦、邦昌立朝以来，曾建一言、行一事，有当于人心者，今相之可也；而二人所为，不过凭附权势，交结宦官，希旨道谀，以速显仕而已，岂复有他学术乎？今天下之势甚于倒悬，纵之惟患其不疾，又岂可以相事而复试无能之人也？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：「邦彦、邦昌不矜智能，以任群材，乃得为相之道」。臣以谓不然。甄天下之才而用之，使之各当其位，各尽其职，以治庶务，为之相者坐享其成功，如柳宗元梓人之说，此非真有相才者不能如此。邦彦、邦昌以私害公，所引用者多非其人。或因他荐得一贤士，则又处之非其宜，用之不尽其才，贤者多自引退。若久在相位，必不能为陛下进天下贤才，真成相业也。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：「宰相之任不可轻付，须于贵臣中选擢，难以骤用」。臣以谓不然。今日之祸，皆由肉食者之过，正当择人而用之。或有功于社稷者，或士民所望者，虽小官可升任，虽商议皆可起而用，不必拘于资格。傅说版筑之贱，高宗立之为相不疑，而中兴之业仰成于说，此岂素贵乎？东汉陈龟曰：「三辰不轨，拔士为相；四夷不恭，拔卒为将」。今何等时，递迁贵臣耶？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：「今日金贼直犯京邑，亦天数也，非人力所能止也，不独辅臣之罪也」。此尤奸之甚者，臣以谓不然。自前朝失谋，与北虏结好，人皆知其必为中国患。邦彦为少宰踰年，邦昌在政府又久，何不为国家长虑却顾，预为之备，致令猖獗，直造于此？前日边臣以虏必败盟为言，邦彦、邦昌曾莫之省。传曰「颠而不扶，危而不持，焉用彼相」，其可归之天命耶？臣又虑有为陛下言者必曰：「金贼之祸，乃邦彦、邦昌辈阿谀所致，必使之任其责，不可于扰攘閒听其求去」。此乃妾妇愤懑之说，非为国之道也，臣以谓不然。知贤而不能用，知不肖而不能去，此最有国家者之大患。邦彦、邦昌既无智虑谋之于其微，必无计策禦之于其后，逐之而专任贤者可也。世有为人之佣工者，取其直食而败其事，则主人必去之，岂有谋吾之国既已误国，复固执而责成耶？二人党类为之地者，臣言之极矣，不识陛下曾受此等先入之言乎？若有一端之说尝误圣听，则可以概察其馀，而邦彦、邦昌不可相决矣。二相如此，其馀在政府者尤多不才，不足论也。《周官》曰：「明王立政，不惟其官，惟其人」。又曰：「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」。茍得其贤者一二在位足矣，阘茸之人虽布满朝廷，顾何益于事，而必优容宽假之，不略加沙汰哉！我太宗皇帝尝谓侍臣曰：「国家若无内患，必有外忧；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止不过于边事，皆可预防，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慎此」。呜呼，圣训不其切至欤！今日金贼犯顺如此，可谓外忧矣，若用非其人，更为内患，则陛下如何为国，臣所以寒心也。愿陛下稽考太宗皇帝之圣训，而蚤加慎焉。然则，当今论相如之何而可？臣愚以谓必智虑忠纯，学术正当，德足以服人，才足以应变，通知祖宗以来典故，而于进退百官之閒能以公灭私，不畏且怯者，然后可以锄去奸恶，汲引贤能，革极弊之事，而布惟新之政，以济生民，以保国家，则中兴之业，陛下成之易矣，金寇何足虑乎！自祖宗以来，相臣多以言官论列，直指某人可相，某人不可相，无非天下之公议，此最为我宋之盛典。比来台谏一蒙时相拔擢，则多怀私恩，无有直言者矣，此亦不可不察也。今日之相，莫若陛下诚心广求，虚己任用，不可听厚诬之言，谓天下无其人也。仁宗皇帝至和中罢陈执中相，而并用文彦博、富弼二相，久有人望，正衙宣麻，朝士相贺。仁宗皇帝密遣小黄门于百官班中探其论议，闻有相贺得人之语，喜谓欧阳修曰：「自古人君用人，或以梦卜，茍不知人，当从人望，梦卜岂足凭耶」？兹事著之宝训，传之士大夫，至今为甚盛之举，不诚韪欤。陛下求贤，必能用仁宗之操柄，探缙绅之公言，从中外之人望，不待愚臣之喋喋也。臣伏目睹陛下诏书求言，便欲少竭愚衷，以伸二十年区区之志。窃念臣人物至微，若论细事则不如不言之为愈。前草大利害书未及上，而陛下先已施行，恐成观望，遽即寝罢。今乃辄言二相非人，深若僭越。然臣尝谓郑子产不毁乡校，犹使议及执政之善否，况天子建大学，以取士论政为本，而又有求言之诏，且申诫曰：「毋曲隐以溺于导谀」。茍若畏祸而不陈其愚，臣实耻之。干冒天威，臣无任战慄待罪之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