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以法制御下，好尊用酷吏，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。吏民益轻犯法，东方盗贼滋起，大群攻城邑，小群掠乡里。上乃使范昆、张德等，衣绣衣，持节虎符，发兵以兴击，斩首或至万馀级，散亡聚党，无可奈何。于是作沈命法，曰：「群盗起不发觉，发而捕弗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，主者皆死」。其后，小吏畏诛，虽有盗不敢发，上下相匿，以避文法焉。是时暴胜之为直指使者，所诛杀二千石以下尤多，威振州郡。王贺亦为绣衣御史，逐捕魏郡群盗，多所纵舍，以奉使不称免，叹曰：「活千人子孙有封，吾所活者万馀人，后世其兴乎」！

议曰：武帝以酷暴之法，行掊克之政，民无所措手足，盗贼由是滋起。不思所以休养之，而加以苛令，贻祸郡邑，犹以火救火，久之益多，将以禁暴，乃所以纵之也。贺辈倚法肆威，示恩邀福，上不能除国害，下不能宽民瘼。奉法若此，谓之忠，可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