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绍兴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枢密院劄子，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：「大金遣使至境，朕以梓宫未还，母后在远，陵寝宫阙久稽汎扫，兄弟宗族未得会聚，南北军民十馀年间不得休息，意欲屈己就和。在廷侍从、台谏之臣，其详思所宜，条奏来上，各限一日进入」。右劄付臣准此。臣近于今月四日陛对，尝具奏陈金人遣使请和事，当缓而图之，谋以致之，必底有成。至于先事致屈，有大不可者。伏蒙陛下听纳，以谓当然。兹承温诏，明谕圣意，至于屈己就和。臣仰体陛下孝慈哀痛，有不得已者，不知涕泗之下也。陛下欲还梓宫，迎母后，修陵寝宗庙之奉，复兄弟宗族之欢，以与军民休息之期，诚臣子之深愿，天下之至望也。然虏情险诈，奸谋诡计未易测度。应之得其道，则不必致屈，而陛下之欲可得。应之非其道，则虽屈己从之，求吾所欲，未必可得，而后日之患不可不虑也。金人之扰中国，十有馀年，豺狼蜂虿不足喻其毒，残我人民，毁我城邑，贪婪凶暴，莫知穷极。而一旦欲举土地宗族以与我，是大可疑也。谓其众离势分，为款我之计，则彼既弱矣，尚何自屈之有哉？谓其币重言甘，为诱我之策，则屈己从之，是堕其计中也。或云来使之辞，以谓酋主厌兵，欲施大恩，以释前日之怨，狼子野心，万无是理。设或有之，但当复我土地，归我宗族，休兵息民，不相侵伐而已。何至先之以难从之礼，责我必从而后议哉？陛下受其空言，未有一毫之得，乃欲轻祖宗之所付托，屈身委命，自同下国而尊奉之，是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也。授人以柄，而危己之国，谓之和，可乎？借使虏人姑从吾欲，假以目前之安，异时一有无厌之求、意外之欲，从之则害吾社稷之计，不从则衅端复开矣。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，而后患良未已也。陛下痛念梓宫不返，母后未还，不顾一身之屈，求和异类。彼乃先持割地之说，以邀陛下。使真得之，陛下能与三军百执事共守之耶？不过分兵遣将以疆理之尔，是未必为我大利已。能致陛下之屈，则梓宫、母后、兄弟、宗族，相继以邀陛下，何所不至，必得其欲而后已，其可不预防之耶？国家之祸，旷古罕闻，陛下冒犯险艰，取神器而有之，四海之内欣戴圣德，无有穷已者。诚以祖宗流泽入人之深，天下皆知忠于君上为不易之大节。今陛下率在廷之臣以君夷狄，后何以责其尽忠哉？况三军之士，四海之众，视朝廷以为祈向，而强之以其所不欲，一夫不从，则有不可胜虑者矣。是又大不可者。臣所谓应之非其道，则吾之所欲未必可得，而后日之患不可不虑者，此也。臣愚切料金人之失，在于疑粘罕而废刘豫。粘罕疑，则其国人之心离；刘豫废，则中原之人不附，所以恐惧自疑，为求和之计。而贼性诡诞变诈，欲以自盖，尚持强大之势以惑我耳。愿陛下深谋远虑，缓而图之，不待屈己就和，而可以得圣心之所大欲。苟内怀欲速之心，外示深畏之迹，实启其窥伺之意，事未易可成也。为今日计者，莫若遣使境上，从其割地之约，俟其复我境土，归我宗族，则重币以报之。必欲先屈我而后议其所以，是将欺我也明矣。则谢其使，卑辞厚礼以遣之，勿绝也。陛下纵未遽兴天讨，亦当申饬将帅，厉兵秣马，固守疆埸，俟衅而动。然后修德布政，下至诚恻怛之诏，动人心，激士气，使皆有报雠强虏之志，则国威日振，戎事日修，彼将闻风震詟，求附之不暇。陛下端拱南面，梓宫可返，母后可迎，宗族境土可得而保。一举而二善成，不亦可乎？臣所谓应之得其道，则不必致屈，而陛下之欲可得者，此也。陛下圣孝懿恭，痛念宗社，若以谓必先屈己而后和议可成，则十年之间，陛下之屈亦甚矣，虏人所以报陛下者如何，尚复可以有加耶？怀王绝齐以和秦，而商于之地终不可得；太公、吕后之归，乃在项羽食尽少助之后，果在于致屈以求之耶？此又往古之明监也。安危存亡之机，实在于此，伏惟圣虑详择。臣蒙被圣恩之厚，迫于爱君，敢竭其愚，冒犯天听。伏望陛下廓天地之量，贷其万死，而取其一得焉，天下幸甚！臣不胜惶惧忠愤、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