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窥馀》，窥窃《易》家馀意，缀缉而成也。老来心志凋落健忘，自觉所学渐次遗失。恐他时儿童辈有问，寖就荒唐无以对，故取平时所诵今昔《易》学与意会者，辄次第编录，时自省览。此《窥馀》之所为作、所为名、序之所为缕缕也。伏羲氏画八卦，古无异论，至重卦则指名不一。郑康成辈谓神农，孙盛谓大禹，史迁、扬雄谓文王。攻为神农之说者曰：「耒耨之利，日中之市，固已取诸《益》、取诸《噬嗑》，岂应后来方重卦」？神农之说破，则盛以下自当无语矣。孔颖达、王弼又谓伏羲氏始用蓍，十有八变而成卦。观变之数，则用蓍犹在六爻之后，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，而书契之作，取诸《益》，重卦者非伏羲乎？伏羲氏画卦，又为重卦；文王为卦下之辞，又分上下经；孔子为十翼；周公为爻辞。此《易纬》所谓三圣人，而周公不与者，周公本文考之志而为之，举文王则知周公之圣也。颖达既坚守弼论不移，后之立异相可否者犹未已。要是指擿相胜，无明白證据，当以王、孔为允。复有疑者曰：爻辞亦文王所作，非周公也。此盖不考《明夷》尔。文在羑里，无自谓文王之理，亦不得先谓箕子为《明夷》。韩宣子适鲁见《易象》，云「吾乃知周公之德」，则公作爻辞何疑？马融、陆绩皆知此意也。《系辞》曰：「知者观《彖辞》，则思过半矣」。又曰：「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」。遂又疑夫子不应自赞如此，《彖》、《系》必文王所为也。曾不知卦下之辞，乃文王所系，其所系辞亦可谓之《彖》。夫子于上下《系》特赞序之，与夫子所为《彖辞》自不相碍。范谔昌误疑《乾·彖》与《文言》重复，而谓文王为《彖》者，亦此类也。至于十翼之目，亦复纷纷。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三者各分上下，而与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四篇号为十者，颖达主之；以《彖》也，大小《象》也，上下《系辞》也，乾、坤《文言》也，而与《序卦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三篇号为十者，胡旦主之。以《象》分大小，而不以《彖》分上下，旦说为胜；以《文言》分乾、坤，似未安。去古远矣，学者要当以意所安者为是，故两存之，以俟来哲。通乎此，然后可以读《易》。或问曰：「子为书，始《屯》、《蒙》，何也」？曰：「予于《乾》、《坤》，不敢谈也。《易》者，天地万物之奥，《乾》、《坤》则又《易》之奥。圣人妙《易》书之神而藏之《乾》、《坤》，其所示人者，犹委曲载之《文言》，孰谓学者可以一言定乎？尊《乾》、《坤》而不敢论，自《屯》、《蒙》而往，以象求爻，因爻识卦，万有一见其彷佛，则随子索母，沿流寻源，《乾》《坤》之微，或可得而探也。今固未敢妄有窥焉」。又问：「《易》曰商瞿子木亲受业夫子，下抵汉魏，专门名家者不胜计，虽互有得失之论，大槩不过象、义二者。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，惟李鼎祚、王弼。其专用象变三十馀家，而不足义者，鼎祚也；尽扫象变，不用古注，而专以意训者，弼也。子为书，为象乎？为义乎」？曰：「有象则有义，以义训者，不可以遗象也；义不由象出，是犹终日论影，而不知形之所在。偏于一而废其一，学者所以难，予《窥馀》所不然也。近世程颐正叔尝为《易传》，朱震子发又为《集传》。二书颇相弥缝于象义之间，其于发古今之奥为有功焉。但《易》之道广大变通，诸家不能以一辞尽。有可窥之馀，吾则兼而取之。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后序》，载晋太康元年，汲县发旧冢，大得古书，皆科斗文字，不可训知，独《周易》及《纪年》，最为分了。《周易》上下篇，与今正同，而无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。预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，尚未播之远国，而《汉艺文志》「《易经》十二篇」，谓上下经及十翼也。以是考之，汉之《易》已十二篇，但经与十翼自为篇秩，非若今《易》之各附卦爻。先儒谓费直专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参解《易》爻，谓王辅嗣《象》本释经，欲相附近，故辞与《象》，各附于当爻。要之取古本辄相分合，二子不容无过，然圣人之旨未大悖也。并见于序之末。绍兴壬申正月旦，观如居士山斋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