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达而在上者，制治之法成于周公；圣人穷而在下者，制行之法成于孔子。周公之制度，其详见于《周官》之书，与五经并行于世，可得而考。若夫孔子动而世为天下道、行而世为天下法者，杂出于《春秋》三传、《礼记》、《家语》与夫司马迁《世家》，而又多伪妄，惟《论语》为可信，足以證诸家之是非。余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为《编年》。凡五卷，起襄公二十二年，讫哀公十六年，自孔子始生而至于终，言动出处，亦略具矣。夫以天纵之将圣，生乎乱世，而时无贤君，莫能用之。故去鲁凡十三年，适卫者五，适陈、适蔡者再，适曹、适宋、适郑、适叶、适楚者一，而复自卫反鲁，岂苟然哉？所以或仕或处，或久或速，莫非翔而后集，色斯举矣。然辙环天下、卒老于行者天也，非人也。如天欲平治天下，必有尊德乐道之君出焉，而吾夫子见用，周公之事业复显于当世矣。故尝叹曰：「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」！又曰：「甚矣，吾衰也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」。观其为中都宰一年，为司空二年，为司寇三年，经文纬武，更制定令，内以移风易俗，外以折冲禦侮，而大邦震慑，四方取则，则夫子所谓「苟有用吾者，期月而已可也」，岂欺我哉！惜乎未尝有所终，三年淹也，卒不见其有成，岂非天乎？当时游于诸侯，有以致弟子之不悦而起后世之疑者，莫不以见南子、从弗扰、佛肸为非，此盖未之思也。业已适其国，而南子方用事，欲见而不见，则其所取辱必有甚于见矣。然使圣人屈己而见所不见，则天之厄也。违天不祥，故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厌之」！弗扰、佛肸之召，欲往而卒不往者，明圣人有可见之道，欲为天下后世训，则不必往矣，非从容中道者能之乎？余尝考《论语·乡党》一篇，见圣人动作威仪之则至纤至悉。及其他篇，见所谓「子之燕居，申申夭夭」，「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」，「子与人歌」，「子所雅言」之类，皆弟子所记，而圣人动容周旋中礼，了然在人目前，学者得以取法也。今《编年》所书七十三年应世之行，有出处去就之大节，孟子所谓「集大成」，金声玉振，圣知之事举在是矣。善学圣人者必有取于斯焉。绍兴八年三月壬子，绩溪胡舜陟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