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、道、释三家之教，自汉以来，鼎立于天下。为儒家之学者曰：吾之道，圣人之道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得其位而行之，孔子推而明之，其德仁义，其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其法礼乐刑政，其民士农工商，其位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其服麻丝，其居宫室，其食粟米、蔬果、鱼肉，生者有养，死者有葬。治天下者舍吾之道，天下不可得而治也。为道家之学者曰：吾之道，亦圣人之道也。黄帝得其位而行之，老子推而明之，尊道德而小仁义，贵精神而薄礼法，以清净为宗，以慈俭为宝，以柔弱为体，以无为为常。秉本而执要，少私而寡欲，以长生久视为致道之效。治天下者舍吾之道，天下亦不可得而治也。而释氏之徒亦曰：西方有圣人焉，其名曰佛，以布施摄悭贪，以持戒摄毁禁，以忍辱摄瞋恚，以精进摄懈怠，以禅定摄散乱，以智慧摄愚痴，以慈悲为心，以寂灭为乐，以常乐我净为法，以菩提涅槃为至，以因果报应为化导之术。治天下者用吾之道，可以不言而自化，不令而自行，不待赏罚，使民迁善而远罪。然则治天下者，果何所适从而可乎？曰：从儒。彼道、释之教，可以为辅，而不可以为主；可以取其心，而不可以溺其迹。何也？七政之所加，五赋之所养，中于天下者为中国，而儒者之道，治天下之常道也。礼君臣，正上下，纲纪法度之所布，号令赏刑之所施，进君子而退小人，使贵贱履位，仁贤不肖袭情，所以为太平治之至者，未有不由此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。由周公而上，上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为臣，故其说明。而后世有为之主，慨然有志于斯者，未有不即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。岂非崇儒之明效乎？若夫道、释之教以为辅而取其心，则道家之所谓清净慈俭、柔弱无为、少私寡欲者，其说可取，而亦足以助教化矣；释氏之所谓布施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者，其说可取，而亦足以助教化矣。至于以为主而溺其迹，则以道家长生久视之说，变而为神仙方士之术，昔之人君有行之者，汉武帝、唐明皇是也；以释氏因果报应之说，变而为祸福禬禳之事，昔之人君有行之者，梁武帝、唐懿宗是也。汉武帝内建神明、通天之台，外宠文成、五利之徒，崇奉祠祭，以候神人，然不能消巫蛊之祸。唐明皇获灵宝之符，致混元之降，章疏举于空中，梦寐达于帝所，然不能止禄山之乱，是皆溺于道家之迹，以长生久视之说变而为神仙方士之术之过也。梁武帝祀郊庙社稷，以面为牲，亲屈万乘之尊，正坐讲说，舍身为寺家奴，布发于地，使其徒践之，然不能救台城之辱。唐懿宗迎佛骨于凤翔，歌呗道场，以夜继日，涕泪悲泣，以躬率其臣民，然不能益年祚之短。是皆溺于释氏之迹，以因果报应之说，变而为祸福禬禳之事之过也。治天下者从于儒，则治安之效如彼；溺于道、释之教，则祸乱之阶如此，亦可观矣。然则有天下者如之何？治之之道，一本于儒，而道、释之教，存而勿论，以助教化，以通逍遥，且设法以禁其徒之太滥者，宫室之太过者，斯可矣，又何必人其人、火其书、庐其居，然后足以为治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