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谕晋、宋参辰之说，理实然也。曩尝相与论于省中，临行亦以此奏渊圣，且谓太原之围已几年矣，贼之巢穴已固，不能保其必解，安知未行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？迫于威命，既行，愿任今冬捍御之责，使太原遂破，亦当图所以复之者。故多请器甲以行，意欲鼓动两路之民而用之。既得罢，而志不遂。所谕捣燕山者是也，当时亦有此意，但仓卒戒行，危疑百端，种种不集，而料理稍就绪，廷议已变，故不及此。当时师中若能休兵，平定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而犒师，与姚古约定而后进兵，宜有可解；惜其轻进而吝赏，士不用命，而堕贼计也。若谓按兵中山，先声后实，如李左车之说，则不然。汉兵破赵二十万众，故燕、齐靡然从风，威足以詟之也。斡里雅布之师捆载而归，初无邀击之威，则尼堪何惮，望风而解太原乎？大抵靖康之事，正犯师或与尸之戒，而廷议不一，此所以卒无成功也。高祖非独以软顽为大度，又以大胆为英材，晓事为明智。兴衰拨乱之主，对勍敌，驭群雄，大要在此尔。然此乃天之所赋，非积学所能致，存亡兴废之所系，非偶然也。建炎初，尝取汉高、光武、唐太宗事迹散在诸传者，删去繁细，掇其大节为一书，目之曰《汉唐三帝纪要录》，为之序而上之，以广睿圣之意，而谮之者以为孩抚，且指太公、建成之事为言。其谮愬之术每下，又非靖康间比。知书与不知书，故不同也。

余堵之事，乃敌国兵家之常，当时佥议以为虽泄亦无害者，正欲间之，使燕人德我，而金人疑燕，如高祖使陈平间楚，曷尝畏其知耶？果畏其知，必不文墨付其使，而取必于其事之成也。其后王云虽口传道其语，而卒不公然以为言者，其意可见，但中国所以应之者谬耳。其后军前以蜡书结燕人者甚多，詹大和主其事，亦颇得要约。议既变，遂不谐尔，何独此哉？贼之欲得志于中国者，岂以此故，但彼彊我弱，彼智我愚，彼协我不协，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，彼之施于我者必中。如以曹马之事间吾二人者，遂以为信然，而余堵之事彼不为动，此乃胜负之所以不同也。士大夫不知古今，不识事理，往往指此为衅端，岂不可笑！建炎初知和议之误国，故批出行遣，初无公姓名，而江夏增之。此得之子諲，子諲得之世则，其详他日可询。其后既至行在，屡于睿圣前开陈，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绪，入章辨明。罢去，遂不果，疑以为通伪楚之意，非也。然今日得与和议之列，岂非福人耶？

往事皆不足复道，但当思今日之策，当何以处之？吾辈虽不复任责，然所以为国家虑者，不能自已也。以愚意料之，所谓轻骑潜行欲袭我，亦未必然；但既不为备，又无斥堠，则探报不明，而人心易摇。又屯聚左右者正兵皆少，皆招安盗贼如阎瑾、丁进之徒，彼皆利于南渡，则得以复肆剽掠，故金人游骑及境，则张皇以告急。朝廷无备，不能自固，而仓卒渡江，则淮南州县尽为盗贼所破。所谓真、楚、通、泰碎于贼手者，乃盗贼，非金人也。藉使金人蔑视中国，轻兵深入，知其所以应之，彼亦未为得策。今日之事，当盛兵以扼江险，而又有以扼其归路，则贼亦岂敢久安居淮甸间？但不知京东西两路今复如何耳。两年坐视城邑之破，如越人视秦人之瘠，恬不加恤，遂至于此，罪当以是为先，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，抑末矣。然事势至此，其初在于不恤诸路，其终在于仓卒渡江。仓卒狼狈，则威灵尽去，故江北盗贼得以残破州县，江南禁卫得以胁制朝廷，此举动所以不可不审也。正如低棋对手，高棋未必有杀之之意，低棋惶惧，多自著破。今日变故，皆惊扰之所致。苻坚以百万之师南寇，谢安出游别墅，终日处画，将帅皆当其任，必不如此。伪楚之事，初以其尝自归，止于远屏，欲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；其后缘鞠承华夫人语言事，而陈氏之事遂露，睿圣以其据正寝，通宫嫔，故震怒，而卒有后命。事在罢相后数月。然不如此，则今日之事未可知也。前疏所谓秋高马肥，虏复入寇，挟金人之势，不得而制之者谓此。欲尊用之者，其怀贰甚明。

建炎初，张所首论江夏兄弟之奸，以散官安置。既而吴给论汪，送部。其后颍川极论二人，以谓必误中兴，遂置极法。次年春，邵成章因张遇事有言缴申，二人亦窜逐，布衣魏祜连上五书，闻亦不得其死。其秋马伸疏十五事攻之，谪山东监，尚不知存亡也。颍川之书甚明白激切，初无指斥之语，但论此二人，中其要害，故下毒手以绝来者。祜之书，尤知当世大略。此数书皆传，异日必见之。伸之章所论皆细故，以谓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责；然当今任天下之事者，正当责其大略，而细故可简，伸之言非是。如其人亦不易得，而必欲置于死地，近世所未有也（《梁溪集》卷一一二。）。

行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