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顿首启崧老宫使右丞台座：岳阳人还，奉十二月五日所赐教，审闻钧候胜常，感慰无喻。岁华改新，伏惟茂对令辰，拥培殊祉。某待罪澧阳，才息肩，复闻有海南之行，不胜惶惧。束装俟命，即上道，然传报已久，而命犹未至，益以震悚。章疏不知曾见否？大槩以六事为言，其五皆靖康往事，其一谓罢黜不当，迂路归无锡，且与县官饮宴惠山，复资囊士人上书诋朝政得失，冀复召用。所以屏之海外，坐此而已。方建炎秋八月丐罢相而归，至十一月始有落职之武昌指挥，则当其未谪数月间，不归其家，将安归乎？惠山乃靖康间所赐，以为功德院，一诣饭僧，初未尝与县官饮宴也。至资囊士人上书言事，冀复召用，此岂理也哉？是身许国已久，方宣和末变故汹涌，及靖康中谗谤沸腾，分甘死矣，得逮今日，皆其馀也，岂复吝惜？然圣主在上，睿知日跻，如日中天，而万物毕照，终冀蒙察，死且不朽。自古贤智不能自免者多矣，况以疏陋之姿，而值艰危之际，进不量其材力，退遂至于颠隮，罪大谪轻，夫复何道？数舍之远，无缘一别，情可量也。前蒙借示《春秋集传》，玩味谛绎，心舒目明，不能去手。此书黯闇久矣，今乃灿然，非精思深考，超诣自得，何以及此？叹服无已，辄作数百言书于后引之末，未知是否，殊愧率尔也。然前书所谓犹有疑者，窃恐未免有求之太备、索之太过去处，而三《传》之说亦有邈焉与经相违者，正当信经而不信传，痛删去之，然后圣人之意明，不当尚取其近似之说，以亏一篑之功也。愿试陈一二，以质所疑。孔子因鲁史而《春秋》作，于史之阙则亦阙之，所谓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故曰「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」。若桓四年不书秋冬，十五年夏五不书月，十七年五月不书夏，此皆史之阙文，故圣人因而不书以志阙。若于不书秋冬、不书月、不书夏，取诸成岁及辰计之数，求其义而为之说，则恐求之为太备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于天地灾祥必谨书之，使畏天者知其故而恐惧修省，故曰「天垂象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」。若书常星不见，夜中星陨如雨，地震山崩之类，此皆德政不脩、有所感召而然，故圣人书之以记灾。若于常星不见，夜中星陨如雨，言霸统将兴而兆齐小白；于甲辰、甲午地震，言素王终始而生死孔子；于沙麓崩，言晋文公将霸之祥而地理决，则恐索之为太过。三《传》之说，固有与经相违而可信者，如经书赵盾弑其君，而传言盾之罪在于出不越境，反不讨贼而已；经书许世子买弑其君，而传言买之罪在于不尝药而已。弑君，大恶也，圣人正其罪而书之，岂苟然哉！虽三《传》之说与经不同，或可信者，近于义故也。至经书襄七年公会诸侯于鄬，郑伯髡顽如会，未见诸侯，丙戌卒于鄂，而传言子驷杀之。《左氏》谓子驷忿郑伯不礼，使贼夜弑僖公，以疟疾赴于诸侯；《公》、《谷》则谓郑伯将会诸侯以从中国，而其臣欲从楚，故弑之，所以不书，「弑」者，为中国讳也。夫以不礼于其君与所从不同之故，遂成弑君之恶，恐不若是之甚。《左氏》载八年楚师伐郑，子驷、子国、子耳欲从楚，子孔、子憍、子展欲待晋。子驷曰：「民急矣，姑从楚以纾吾民。晋师至，吾又从之。敬共币帛，以待来者，小国之道也。牺牲玉帛，待于二境，以待强者，而庇民焉。寇不为害，民不罢病，不亦可乎」？由是观之，则子驷亦无必从楚之意，将会诸侯，遂先弑其君，何哉？《左氏》第言子驷弑僖公，初不言经所以不书弑之义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言之。夫春秋二百四十年间，弑君三十六，孔子皆正其罪而书之。弑君而贼不讨，则不书葬，以责其臣子。今书郑伯髡顽如会，未见诸侯，丙午卒于鄵，又书葬郑僖公，则僖公欲会诸侯，未见而卒尔，理甚明白。三《传》之说，皆不可信，当悉删去之，以经为信可也。某尝谓介甫作《字说》，其发明义理之学甚深，然人得以议之者，以求之太备故也。古者六书有象形、谐声、转注、假借、会意之类，而一切以义训之，故不免有穿凿之患。然则《春秋》因史之阙文略而不书者，存而不论，勿求之太备则善矣。又尝谓汉儒言灾异，其指陈天人之际甚明，然后世得以议之者，以索之太过故也。惟先格王正厥事睹天地之变，则侧身脩行以应之，而汉儒一切引类为之说，故不免有附会之弊。然则《春秋》于天地之灾祥谨而书之者，论其大意，而不索之太过，则善矣。孟子曰：「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，吾于《武成》，取其二三策而已」。信道之笃，取舍于经者犹如此，而况于传乎？三《传》独《左氏》躬见鲁史，公、谷乃得于传授。《春秋》书「君氏卒」以讥世卿，《左氏》乃言君氏为隐公之母，善学《春秋》者去而弗取，则郑伯之弑，讵可信哉？是三者，窃意以为如此，未敢必也。承切磨之喻，故不敢自隐，或有可采，愿无以人废言；其或未然，却告垂诲，幸甚。方幸江、湖间，相去不远，书问往反，可以资讲贯之益；今乃屏之海外，邈无还期，离群索居之念，宜何如哉！世路方艰，千万为此道自重，不宣。某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