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立法所以防奸，法既具矣，又增益之，则条目苛碎，而猾吏得以舞文，奸必愈甚。臣窃见祖宗以来，爱养生民，唯恐贪残之吏有以伤之，故立公私赃罪三等之法，俾吏部量其所犯，而限其注拟。行之既久，轻重咸得其当。顷因臣寮建议，遂增置民事之科。应缘民事被罪者，并不得注知州军、通判、知县差遣。夫守、令、通判，亲民之官，苟有所犯，未有不干涉于民者。使其人实由奸贪而犯赃私之罪，则坐以重法，固不足恤；万一素行廉勤，偶陷公过，而或傅致于民事，遂令终身不入亲民之选，则人才必有废弃者，岂不重可惜哉？又况刀笔之吏因此执疑似之迹，故生沮难，或致交通贿赂，为害不细。臣尝取吏部民事条令观之，始于绍兴六年，而相继申明冲改，议论纷纭，至今犹未止也。盖天下皆知其不便，唯一时权臣欲专予夺之柄，故不肯遽罢，但令申取朝廷指挥，殊不以紊乱祖宗法度为意。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，将吏部民事一条早赐蠲除，所有百官注拟及公私赃罪格法，并依旧制施行。庶几法令简明，易于遵守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