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之言六艺多矣，而尤详于《诗》。当时问答之辞见于《论语》一书者，可考而知也。故兴于《诗》，立于《礼》，成于《乐》。既以是告其门人「不学诗无以言」，又以是告其子。其言之之详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者，岂非《诗》为经而令诵其词哉？可以兴，可以群，可以观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又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故学者必于是始焉。然而登孔子之门者其徒三千，以言《诗》见取于圣人者商、赐二人。商列于文学之科，赐之达可以从政，孔子姑许之以可以言《诗》尔，其它盖未有所闻焉，则《诗》之说又何难明如此？必谓学必始于《诗》，则自幼学之时固已习之矣，奈何后之学者虽专门之学，终身玩其辞，而白首不能窥其奥，何哉？孔子曰：「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」。《诗》之作虽出于国史、贱隶与夫闺门妇女之口，类皆托于鸟兽草木以吟咏其性情。观其词致高远，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，委曲而尽情，优游而不迫。于时先王之泽犹在，礼义之风未泯，是以言皆合于圣人之旨，非是则删而去之矣。此后之学者所以明其说之为难也。呜呼！说《诗》者可谓难矣，自孔子而下深于《诗》者，盖可以一二数也。孔子，圣人也，明乎《诗》之道也。子夏、子贡，则学于孔子而明乎《诗》之义者也。孟子之与孔子同道，明乎《诗》之志者也。汉鲁申公、楚元王交，以诗为倡而知《诗》之学者也。何以知其然哉？孔子曰：「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」。则诚之至也。非诚之至，则亦乌能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如影响之捷？故曰：唯孔子能知《诗》之道也。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」，而子夏言礼后于质。「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」，而子贡言有其质者不可以无学。三者非深于《诗》之义，何以知礼与质相为先后，质与学相为终始？故曰：唯子夏、子贡知《诗》之义也。孟子曰：「说《诗》者不以文害词，不以词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」。观「周馀黎民，靡有孑遗」之诗，则知诗人之意在悯旱魃之虐而已，果黎民之无遗也哉！非略其词以求其志，则未有不以词害志。故曰：唯孟子能知《诗》之志也。是数者其所知固自有浅深，要皆有得于《诗》焉。亡秦之馀，六籍煨烬，学者不见全经久矣。汉兴，惟鲁申公、楚元王交始为之训。其后郑氏为之笺，孔氏为之疏，而《诗》之学寖兴焉。然而是数子者不过离章析句，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。故曰：若鲁申公、楚元王交则知《诗》之学者也。汉自武帝崇尚儒术，始变高祖马上之风，宰臣当用儒生。元、成以来，长于《诗》者首推匡衡、萧望之之徒，则以《诗》饰其儒雅者也，其去孔子之学益远矣。荀卿号为知信六经、尊孔氏者，观其著书，辄时取诗人之词以證其说，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，比古人之学最为疏缪。李斯学荀卿用以相秦，至一世而遂亡其国。盖以经术而断国论，要在观经之审。学之不善，其祸一至于此，可不慎哉！诸君子有意于学《诗》，愿以孔子、孟子、子夏、子贡为之师，以求《诗》人之大体，而更以荀卿为戒焉，则庶乎其有得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