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经惟《春秋》为仲尼作，圣人见其所志之书也。学而不明乎是非，何以为人？治而不明乎赏刑，何以为国？此书之所以作而为万世法也。虽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，有所谓婉而成章者，然其褒贬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，岂故为殊绝甚高之论，使后人有不可及之叹哉？不知班固何所受之，立为弟子退而异言之说，开后世诸儒相诟病之端。使当时诚有异同，不应复云「游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」也。孟子去孔子百馀年，于《书·武成》、《诗·云汉》，莫不疑之。至《春秋》则曰：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，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」，「知我者《春秋》，罪我者《春秋》」而已，未尝片言置疑于其间也。彼乱臣贼子者，岂晓然知道理之人哉？一见《春秋》而知惧焉，非惧圣人之书也，惧天下是非之公也。自三《传》兴，而圣人之经始不胜其繁。好异者曰：圣人之言，窅然幽深，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，当冥思而力探之。于是枝叶蕃滋，无所不至。人人务其己说之胜，而莫知求至当之归。乃至子而以父学为非，弟子而以师说为愚，况其他哉？则《春秋》不明，三《传》乱之也。本朝自熙宁以来，学者废《春秋》不用。数十年间，笃学而好之者，盖不为无人。然一时章分句析之学胜，故虽《春秋》，亦穿凿破碎而不见圣人之浑全。政和间，余过山阳，吴园先生张公在焉。先生谓余曰：「学《春秋》而不编年，无以学为也。吾尝以诸国纵横列而类见之，圣人之意了然矣。当令子见吾书」。余未及受而先生亡。未几，先生之书盛行于士大夫间，因得伏而读之，曰：「嗟乎，圣人之意岂远人哉，曲学蔽之耳」。先生闭户读书二十馀年，其见于世者固已硕大光明，而所出裁一二而已。则求圣人之心而得之者，岂独此书哉？虽然，以此书考之，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见矣。绍兴十年七月，门人汪藻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