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兵有可胜之理，而无必胜之道。孔子曰「我战则克」，夫以至仁伐不仁，孰敢与为敌？此理之所可胜者也。然犹曰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」，而不贵尽用其勇者，是无必胜之道也。故尧舜伐有苗而至于三，成王、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，虽终至于克服殄灭，然其初犹有待而后成者。盖不以所可胜，决其所必胜，圣王之功也。伏见黠虏败盟，罪恶已盈，天地所不能庇覆，鬼神所不能容忍。陛下谦慎宽慈，包藏涵养之久，至使溢而自覆，玩而自焚。今猖蹶以来，攻城无所得，掠地无所据，兀术亲败亡而去，诸将偏师所指，捷奏交上，是诚灭亡送死之日也。秋期已至，我所可胜者，虽其理甚明，然犬羊奸诈，用意不测，其为必胜者亦不可不审。臣误蒙圣恩，总帅一道，留钥所寄，王室是赖，敢不思效其职？窃惟今日之计不过有三：其大曰过河，次曰戍淮，又次曰保江。日者既命四大帅以三京两河招抚招讨矣，若乘此屡胜之后，虏果沮挠，我师分道并进，直抵京师，追逐过河，遂定故疆，何往不可？若犹恃其蜂蚁之屯，济师于国，窃据京师，闭关旅拒，乍出乍没，我不可尽斗吾民，则诸帅分屯淮上，徐观其衅，我既未敢直前，彼亦未敢遽下者，必且戍淮。若昏迷不悟，尚怀冲突，竭国远来，无所忌惮，我师未可遽与争锋，则退而阻险，以待其师老力疲，然后为之所者，必且保江。过河不可必而戍淮，戍淮不可必而守江，此势所不得已，在我未为失策也。至于保江则尽矣，江若不必守，则后何以继乎？天生巨险，所以限南北，非河与淮之比。曹操之强，孙权首败之赤壁。其后权徙治秣陵，操复连年再攻濡须，权至以水军挑战，卒不敢发，彻军而还。及其子丕，遣曹休、张辽等并军同下，权遣吕范等以舟师拒之三年。丕出广陵，望而叹曰：「魏虽有武骑千群，无所用也」！乃退。后魏拓跋圭南侵，止于翱翔淮上。惟宋元嘉末，一至瓜步，坏民庐舍，及伐苇为筏，声言欲渡，亦睥睨太息，而不能越。则江岂有可犯者乎？惟是汉末刘繇守曲阿，畏懦无能，故为孙策乘之，长驱奄有三吴；与近岁杜充阴怀异志，拥众数万，散而不属，以误大事尔。窃尝考之，吴所以能禦曹丕，宋所以能禦拓跋圭者，无他术焉。临江为疑城，自石头至江乘筑围，作薄落，上施假楼，浮之江中，使魏人遥望知畏者，权之策也。尽户发丁，分守津要，使之游逻，上接于湖，下至蔡洲，陈舰列营，周亘江濒，自采石至暨阳六七百里者，宋之策也。则知险不能自固。古之为守者，初无奇秘不可及之事，我之人力胜而彼不能夺，彼之人力胜则我不胜守。而所谓人力胜不胜者，在其所施设用意不用意之间而已。故臣窃不自揆，妄意今过河之策，朝廷已付之将帅；而长江守禦，参古验今，使州县协力，讲修其职，预为万一之备者，臣之职也，敢不以身先之？其道不必便有兴作，但措置有定议，控扼有定所，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，远近知所恃而不敢怠。正使贼即扫荡，犹足外为声援，以佐大军，设有缓急，皆无逃吾之术；内则吾拱手以待其毙可也。是以辄敢先事有言。昔曹丕既退，孙权以情语蜀使曰：「孤土地边外，间隙万端，长江巨海，皆当防守。丕观衅而动，惟不见便。宁得忘此，复有他图」？夫以丕不敢犯为得计，而以丕不见便为可虞，此孙权之所知也，而况于今日乎？所有防守职事，朝廷前后方略约束，案籍具在，臣已检会，择其所当施行者画一条例，别具奏陈。而迂疏之见，浅陋之识，复以冒达天听，伏惟圣慈贷其万死，少加采择。臣无任惶惧震恐之至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