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圣贤之制行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未始不异而亦未尝异。其所以异者，见于应时之迹；其未尝异者，本于道而已。孔子于出处语默，无一不可，学于孔子者皆本于一道。其或异者，亦倖异焉耳。观乎孔子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，或为木铎，或为说铃，□不答，或欲无言，其体道以应时，出处语默，曷执于一哉！颜子之步趋言辩与之同，孟子之所愿则学孔子，颜、孟之道无不同矣。然孔子称颜渊则曰「如愚」，公都子称孟子则曰「好辩」，其语默不同如此，何哉？颜子则不愿仕，孟子则千里而见王，其出处不同如此，何哉？且颜、孟之道本实一致，大抵颜子务于因时以守道之常，孟子务于行道以适时之变。彼其如愚，愚于道也，彼其不愿仕，方且在陋巷而不改其乐，非其务因时以守道者欤？彼其好辩，辩于时也，彼其千里而见王，终于为卿于齐，岂非务行道以适时之变而然欤？虽夫子言道而回亦言道，固未尝一于默也，有为邦之问，与夫孔子之言曰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」，则颜何尝不欲仕乎？其出处语默，疑异于孟子，乃所以为同欤！孟子曰：「予岂好辩哉」。实未尝辩也。与夫不见诸侯，则孟子何尝急于仕乎？其出处疑异于颜子，乃所以为同欤？然孔、颜、孟之不同者，在于因时，语其为道则一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