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。藏于民，犹藏于国也。今县官所入，仅足更岁，方之于古，可谓急矣。而有司既无养财之术，且不知节以制度，岂不殆哉？窃见近年困于养兵，所以致用者盖亦多端矣，然未见所谓足国裕民之策，使公私饶益，无不足之忧者，盖不知节以制度故也。臣不敢毛举细故，但以去冬及春以来遣使之费言之。初命韩肖胄报聘金国，又命王伦交割地界，以至遣方庭实宣谕三京、河南等处，郭仲荀留守东京，遣周聿就同郭浩宣谕陕西诸路，遣士袅、张焘恭谒陵寝，又命楼炤至永兴等路布宣朝廷德意。凡此七使，所携官吏军兵，其数甚多；起发借请之类，不知其数。窃闻熙宁初命宰臣韩绛宣谕陕西，才费十八万缗，时论沸腾，以为大咎。今一使之费，固已数倍于昔，合而计之，不知其几何？凡此数事，虽有出于不得已者，然其援引体例，悉非旧比，故所费尤广。盖自崇宁以来，权臣用事，务为华侈，以悦人情。其所施行，前无所稽，后不可继，纲纪版荡，法度废弛，其弊至于今未革也。加以兵火，图籍焚毁，无可考按，尽出一时指挥。将来克复境土，两宫南还，前命大臣迎奉，其费不少。谓宜选择忠实通练之臣，检照三省诸房及尚书六部应于国朝旧制，凡使命下官吏、军兵人数及支费则例，逐一裁定，要使前有所稽，后为可继，庶无妄费，可以行远。不胜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