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考唐贞观职官故事，天子御正衙，则起居郎居左，舍人居右，有命则临陛俯听，退而书之。每仗下议政事，亦必随辅臣入殿，执笔记录于前，史官随之。及仗在紫宸内閤，则夹香案对立殿下，上记得失。繇是事之机要，言之微密，人之忠邪，皆得书之方册，昭示将来，明主贤臣之事，罔或缺遗，一代之典文，灿然大备。且唐天下垂三百年，号称至治，莫盛于贞观，而谋猷设张、制度文采、勋迹治效，必可垂法后世。而当时崇尚史官载录如此，繇今考之，事之存者犹十之五六，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。永徽以后，高宗不躬万几，重臣许李绾权持政，奸谋邪计，杜塞不闻，畏避群臣。自是起居稍夺故事，止于对仗承旨，仗下论议不复与闻。至长寿中，宰相姚璹始建议执政大臣录仗下论议，多出于股肱辅弼之臣，史官职在记录而已。利害殊绝，较然可知。若夫时政记使宰相为之，贤者则推美避誉，邪臣则饰过隐非。事关机要，或疑谋泄而功沮，言及臣寮，或虑隙开而怨售，巧事形迹，互相依倚，铨次不广，笔削自私。此时政记之在当时屡建而屡罢者此也。臣窃惟国家受命以来，累圣相继，百度修明，度越前古，独史臣之职未复故事，修时政记即未免有昔时之累。起居注及史馆日历，意在塞责，具员苟免，以编制敕类除免叙年月为纂述。圣主言动、仗下与便坐论议，既不与闻，而群臣奏疏、谏官言事留中者，未尝宣谕，焚藁者往往无传。神机天算，奇谋硕画，内安社稷，外抚四夷，可以辉焕竹帛、仪刑今古者，或在当时未尝撰述，至于异日稍稍访求，则必耳目不接，真伪相冒，是非杂揉失实，传之后世，其可信乎？事之出于群臣者，家人故吏因兹缘饰，朋党仇怨得以成私，文字增加，委曲生意，虚美溢恶，不可胜听，遂使高文直笔，是非犹豫，褒贬自疑。忠臣义士视既往之迹晻昧不章，因有自悔不前之心。臣窃以邪正辨而有好恶，好恶形而为是非，施于有政也则为刑为赏，列之国史也则为褒为贬，必著明万世，既有以旌别于生前，又有以追录于已死。如此，为善者自坚，造非者解体，二者皆人主之操柄、教化之枢机，不可不审也。方今史官之选，必天下文学修洁之士，若止以编制敕类除免叙年月为奉职，则但通晓文字，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，何必择人哉！且唐天宝以后，天下多故，起居之职因循旷弛，然后百家传记之说杂然并兴，㳽漫流行，不可胜数，率皆耳剽口传，转相纪述，文辞侈靡，诳乱事实，猥发宫闱之私，传致难知之事，采获怪奇，杂以诙笑。施之当时，未免无疑，传之后世，岂得不信？古者，礼失求之于野。孔氏学官名于郯子，皆以事久难明，苟可考焉，必为事实。唐褚遂良知起居事，太宗问曰：「朕有不善，卿必记耶」？对曰：「臣职载笔，君举必书」。刘洎曰：「使遂良不书，天下之人亦记之矣」。夫起居之录不详，则臣下之记逾广，机失于上，则柄任于下，自然之理也。近世缀文之士颇为传记，有所论列，臣愚以为不复其本，则其原未可卒禁。臣愚伏愿陛下诏大臣讲求故事，稍还史馆之职，使之得以悉意记录，善恶必书，至纤至悉，无所或遗。凡群臣奏疏、谏官言事，或行或否，并望即时宣示史官，删叙润色，书之缃简，使后世知陛下有纳谏之明，知直臣立不讳之朝，知议事有群臣之论，知陛下无偏听之聪。群臣拜免，必叙迁责之由，使后世知陛下无好恶之私。傥或史官因循废职，著撰不时，则必明加黜责，庶几君臣行事，廊庙规图，纤微必著，后世有所考法焉。臣又以为唐制起居供奉仗内，而史官必随其后者，意欲记注臣寮与修撰学士皆得亲见事实，与闻谟训，然后铨次不相牴牾。此最策之得者也。又臣尝考汉事，记注无定员，而太史有常职。是时近臣皆持橐簪笔，入侍左右，盖欲有所纪述，而天下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繇是事得广载，书可责成。此两汉遗史所以为后世模楷也。今近臣非职事者，自见圣君言动，固不敢有所纪，而天下计书亦未尝上，群臣列传事非章章尤著者，则唯取信行状。行状者，门人故吏之所为，非大公至正之语，尤难依据者也。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于职，如司马迁、班固，皆父子继纂其事，唐张说致仕，亦必修史，吴兢被贬，以藁自随。方今史臣迁擢不时，前后相承，文书猥积，修旧不给，何暇议新？以至军国政要纂录后时，久而讹谬，事多此类，难一一陈。至于宰相监修，刘子玄以为十羊九牧；书或成进本，朱子奢以为开后世史臣之祸。如此等事，所宜变更。伏望圣慈俯察狂瞽，如前所陈，万有一分傥合圣意，即乞诏公卿议定其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