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城，故黎滩镇，绍兴八年始更为县，锡今额。为县四年，而清江李侯以通直郎来为令。侯名家子，有异材，其治以爱民为本，能知其利病，不使舆皂辈得以扰民，以故科徭綦省，财赋充足，人以奠居。县繁剧，户至七八万，讼诉常满门户，时多故，钱谷之问，盗贼之讯，持文书待报者每数十为曹。侯为区处，悉有条理，顷刻即办，日未中昃，庭空无人。邑人相与歌舞之，佥曰：「吾令贤矣」。君闻之，笑曰：「未也」。会朝廷建大学，更世补法，增郡国学官，德意明甚。始与僚佐谋作夫子庙于邑之巽隅，又建学于庙之旁，以居生徒。凡为屋百馀间，而楹桷瑰壮，础甓坚好，皆可持久，他县所不及。盖经始于绍兴十三年之春，而以是年夏落成。丐余为记。余尝闻之：所谓士者，志于道而已矣。士而不知道，不足以为士，是亦何所用之。成周之法，论其成名则曰贤曰能而已，至于教人则必至于圣。盖人之才不同，其成亦自有差等。然以圣人之道迪之，虽不能尽其要，其所闻固已甚高，此置法之良意也。士方群处于閒燕，耳目之所更，心思之所及，无妙道之行。至于弦诵书数之末，而性命之理亦寓其间，不以其细而不为，盖一得其末而百虑从之。若军旅之事，疑非所学者。而方隅有警，王命出征，则平时比闾族党之师皆可以为帅，将不暇他求而足。此何谓也？盖道无所不在，故才无所不达。其藏往足以究前古之变，其取新足以应当世之务，异时槐棘之选皆自此，而顾于酬酢，岂不裕然有馀哉。《礼》曰：「坐而论道，谓之王公；作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」。所谓行之者，即王公之所论，非谓使之行事也。以士之贱，而庙朝之论乃以闻之，则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。夫以眇然之身，而可以成位于覆载之中，则其待之重也固宜。若夫爵服之荣，饩给之厚，在于取士，不得不然，先王岂专以此待之哉！士于此时渐磨薰习，而出其自然，故于功名富贵泊然无欲得之心。一旦见于有为，所谓事业者，直以胸中所得举而措之，不待强勉而能周之。士所以贵者，正在于此，此则学校之成也。迨及衰世之人，游乡校者犹能议执政之善否，而汉所谓学者，以《黄图》考之，犹寄狱于其间。虽去圣悠远，犹有前古之遗烈。虽然，以《周官》之制论之，自王畿以及诸侯之国，建学凡几所，其设官凡几职，其分职凡几事，比之他官，最为繁多，而所谓度数者又一切近于烦文，非有近功速效可以惊耀人之观听。而先王汲汲于此不敢后者，是必有说。世之人方以蹇浅之智度之，其不能知此，乃其固然。如晏子之贤，尚指儒术以为迂阔，又况其馀乎！其间有奋然自为者，亦不过于文具，务为观美而已，实不知治本之意。呜呼，是可叹也。昔僖公能治其国，鲁人尊之，请于周，为作颂四篇，而《泮水》之诗特与加详，其言服淮夷，则又累章言之。郑昭公之时，衰弊剧矣，意其补苴缉治，必有先急者，而诗人顾以学校废为刺。由二诗参论之，淮夷至为难服，而泮宫之成乃可使之献琛而输赆，使郑人而知此，济以圃泽之材，岂不能息兵革、平祸乱？此又圣人删取之旨，不可不知也。然鲁侯之在泮宫也，「无小无大，从之于迈」；而郑之士在城阙者，犹能与朋友以信义相期。青青子衿，少者之服也，又况于成人乎？由此知之，先王之泽久为未亡，而出于人心者固常在也。因人心而起治功，曾不劬力而办，然则何惧而不为哉！虽然，此诸侯之事也。宣王承《小雅》尽废之后，择用人材，内脩政事，时则有文武之吉甫，孝友之张仲，申伯治其民，南仲、方叔制其兵。是数人者，与仲山甫皆同德致功，若孔、颜之相与，求其助我者而莫得。然则人材之盛，从可知矣。然意其人材亦自学校而出。不独《采芑》之诗言士之众多，而《烝民》之篇论周室中兴必以任贤使能称之，则知宾兴之法，初未尝废无疑也。由宣王之事考《周官》之法，酌方来之宜，论治如此，亦庶几有本矣。今之议者乃云以文词取士失自汉始，必尽革之，乃可以复古。此又不然。《传》曰：「不知言，无以知人」。盖唯言足以知人，谓言不足以知人，盖不知言者也。古者乡大夫既登贤能之书，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，庶取其卓然者告之。今以学校养士而以文词进其杰然者，何以异于射？顾虽百世不可易也。凡此皆学校之所宜知者，故余并及之。李侯明敏喜学，数贡于有司，居成均者累年。今其为令，不秘其所得，期与人共之，其承流宣化，谨于施设，大概如此。异时腾踏贵途，摅发底蕴，将与英俊并游。然则今日之事，乃众所说乐，诚不可以无传也。绍兴十三年七月初五日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