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丞相为后主写《申》、《韩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六韬》各一通。

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，乃用《六韬》、《管子》、《申》、《韩》之书。吾谓不然。人君不问拨乱守文，要以智略为先。后主宽厚仁义，襟量有馀，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，当时识者咸以为忧。《六韬》述兵权奇计；《管子》贵轻重，慎权衡；《申子》覈名实；《韩子》引绳墨，切事情。施之后主，正中其病矣。药无善恶，要以对病为妙。万金良药，与疾不相值，亦复何有补哉？

法正为蜀郡太守、扬武将军，一饭之德，睚眦之怨，无不报复。或言其太横，亮曰：「主公之在公安也，进退狼跋，赖孝直为辅翼。今翻然翱翔，不可复制，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」？孙盛评曰：「威福自下，亡国之道。安可以功臣而极其凌肆？诸葛氏之言，于是失政刑矣」。

秦昭王以范雎之故，至质平原君，移书赵王，以购魏齐之首。李广诛霸陵尉，上书自劾，武帝诏曰：「报恩复雠，朕之所望于将军也。复何疑哉」？国初，郭进为山西巡检，民诉进略夺其女，太祖怒曰：「汝小民也，配女当得小民。今得吾贵臣，顾不可耶」？驱出之。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。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，彼自有意义。孙盛所见者小矣。

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，九锡备物，以彰殊勋。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，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曹公由是不平，彧以忧死。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，晚节立异，无救运移。

管仲相桓公，伐山戎，伐陈蔡，伐楚，伐晋，其志欲尊周尔，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。文若佐曹公，平青徐，平许洛，平河朔，平汉南，其志欲尊汉耳，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。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，故设词以拒之；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，故逊词以却之。管仲幸，故桓公从其说，以全勤王之功；文若不幸，故曹公不用其语，以成窃国之祸。究其终始，幸不幸异耳，用心岂不同耶？论者何得非之。

华歆、邴原、管宁相善，时人号为一龙。歆为首，原为腹，宁为尾。《魏略》云。

邴原、管宁，皆盛德之士，而歆为之首，则歆之为人可知矣。然《汉书》称伏后之废，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，后闭户匿壁中，歆破户发壁而入。此岂盛德之士哉？操虽奸雄，然用人各当其理。方是之时，魏氏群臣，如董昭、夏侯惇、贾诩、程昱、郭嘉之流为不少，足以办此，何至使歆为之？歆果贤耶，操决不敢以此使之。以此事操，则歆决不得为贤者。陈寿作原传，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，初不及歆；至作宁传，又称与原、歆相友。岂三人相友，而歆独无操尚乎？朋友出处不齐，理宜有之。操尚不同，则非所以为友矣。此余之所未解也。

建兴五年，丞相亮出屯汉中。

是岁丁未，魏之太和元年，吴之黄武六年也。魏明帝即位既已踰年，君臣无间。前此，吴人攻夏口，围石阳，不克，是岁保境不动。初，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、益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交孙权，内脩政理。天下有变，则遣上将向宛、洛，而将军身出秦川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孔明始议如此。至是天下宁有变耶？而遽有此举，何哉？

曹公征乌丸，遣使辟田畴。畴戒门下趣严。门人问曰：「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，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，何也」？畴笑曰：「此非尔所知也」。即随使者到军。

或曰：田畴辞聘于袁氏，从辟于曹公，门人怪之。畴笑而不答，何也？曰：难言也。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：「先帝召卿不至，反从骠骑游耶」？良曰：「先帝以礼待下，故臣得以礼进退；骠骑以法检下，故臣为法屈尔」。畴之用意，盖亦如此。是时袁氏政宽，故畴可得不至；曹氏刻急，故畴不敢不来。来非慕义，故终身不受封爵。畴虽不言，言在其中矣。

曹公定邺，祠袁绍墓，哭之流涕。孙盛评曰：「先王诛赏，将以惩劝。而尽哀于逆臣之家，为政之道踬矣。匿怨友人，前哲所耻；税骖旧馆，义无虚涕。道乖好绝，何哭之有？汉祖失之于项氏，曹公遵谬于此举，百虑之一失也」。

禹见刑人于市，下车而哭之。况刘、项受命，怀王约为兄弟，而绍与操少相友善，同起事，而绍又盟主乎？虽道乖好绝，至于相倾，然吾以公义讨之，以私恩哭之，不以恩掩义，亦不以义废恩，是古之道也，何名为失哉？孙氏之论，非但僻学也，盖亦可谓小人矣。

章武三年四月，先主崩于永安宫。五月，后主袭位于成都，改元建兴。

人君继体，踰年改元。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，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。以吾观之，似不为过。古者人君虽立，尚未即位也，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，然后书即位，而称元年，后世承袭之。初固已即位矣，称元不亦可乎？故曰不为过也。古者人君袭位，未踰年不称君。故子猛不书王，子般、子赤不书公，后世承袭之。初固已称君矣，称元不亦可乎？故曰不为过也。春秋之时，未有一年而二名者。如隐公之末年，既名之为十一年矣，不可复名为桓公元年。自纪元以来，有一岁而再易者矣，有一岁而三四易者矣，岂复以二名为嫌，而曰不可乎？故曰不为过也。非特此也，今之所谓元年，与古异矣。古之所谓元年者，某君之一年也，故必踰年而后称之，如前所云。后世所谓元年者，某号之一年耳，嗣位而称之可也，踰年而后称之亦可也。

建安十三年，曹公自江陵征备。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，退保南郡。

世之为将者，务多其兵，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。前代以六十万胜楚，以四十万胜秦，唯王剪、项籍二人；而多多益办者，独韩信能之。自馀兵至三十万，未有得志者。赵括以四十五万败于长平。汉初合五诸侯兵五十六万，败于彭城，以三十万困于白登，王恢引三十二万伏马邑无功，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，黄巾以百万败于寿张，苻坚以八十万败于合肥，隋以九十万败于辽东。其众愈多，其败愈毒。然犹有可诿者曰：「将不善」。若曹公，可谓善将矣，复以水军六十万号称八十万，而败于乌林。是时战舰相接，故为敌人所烧；大众屯聚，故疫死者几半。此兵多为累之明验也。以高祖之才，不过能将十万众；则水军六十万，当得如高祖者六人，乃能将之。高祖岂易得哉？其败也固宜。

曹公征下邳，禽关羽以归，礼之甚厚，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。使张辽以情问之，羽叹曰：「极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恩，终不可留。要当立效报曹公而去」。及羽破颜良，曹公知其必去，厚加赏赐。羽悉封还，拜书告辞，归先主于袁军。左右请追之，公曰：「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」。

羽为曹公所厚，而终不忘其君，可谓贤矣，然战国之士亦能之；曹公得羽不杀，厚待而用其力，可谓贤矣，然战国之君亦能之。至羽必欲立效以报公，然后封还所赐，拜书告辞而去，进退去就，雍容可观，殆非战国之士矣。曹公知羽必去，重赏以赆其归，戒左右勿追，曰：「彼各为其主也」。内能平其气，不以彼我为心；外能成羽之忠，不私其力于己，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。吾尝论曹公曰：「是人能为善，而不能不为恶。能为善，是以能享国；不能不为恶，是以不能取天下」。

黄初二年八月，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，加九锡，权受之。

是岁吴、蜀相攻，大战于夷陵。吴人卑词事魏，受其封爵，恐魏之议其后耳。而《魏略》以为权有僭意，而自顾位轻，故先卑而后倨之。先卑者，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基；后倨者，冀见讨伐以激怒其众。且吴至权三世矣，其势足以自立，尚何以封爵为哉？受封爵则君臣矣，供职贡矣，除边关矣。国有警急以事闻，无得擅兴兵攻击矣；羽书至，则悉甲士从徵矣；非身入朝，则遣侍子入宿卫矣。彼藩国固然，亡足怪者。一不从命，则王师致讨有词矣。然后发兵拒战，是抗上矣。尚安能激怒其众也哉？既而魏责任子，权不能堪，卒叛之，为天下笑。方其危急之时，群臣无鲁仲连之识，出一切之计，以宽目前之患。而陈寿以勾践奇之。勾践事吴，则尝闻之矣；受吴封爵，则未之闻也。

魏明帝问黄权曰：「三国鼎立，何者为正」？权曰：「当以天文为正。往岁荧惑守心，文皇帝崩，吴、蜀平安，此其證也」。

权推魏为正统，未必不然。然权初无他说，一以天文决之，此非余之所敢知也。黄初四年三月癸卯，月犯心大星，占曰：「心为天王位，王者恶之」。四月癸巳，蜀先主殂于永安宫，而二国皆自如。天道岂易言哉？《晋·天文志》称二石虽僭号，其强弱常占昴宿，不关太微、紫宫。然以《载记》考之，流星入紫宫，而刘聪殒；彗星扫太微，而苻坚败；荧惑守帝座，而吕隆破。故知推论正统，固自有理也。晋庾翼与兄冰书曰：「岁星犯天关，江东无他故。而季龙频年闭关，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證也」。噫！人之责天亦太详矣，为天者不亦难哉？

先主攻刘璋，所至辄克，置酒大会于涪，谓庞统曰：「今日之会乐矣」。统曰：「伐人之国而以为欢，非仁者之兵也」。先主曰：「武王胜商，前歌后舞，非仁者邪」？

涪之役陋矣，何足论哉！至于乐与不乐之义，则有可得而言者。《传》曰：「师有功，则奏凯歌」。又曰：「战胜以丧礼居之」。二义孰是？吾闻圣人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其战也，本所以忧民之忧；其胜也，不得不乐民之乐。故师有功则奏凯歌，此无足怪者。然道失而后德，德失而后仁，仁失而后义，义失而后礼。道至于礼，其去本远矣，而况于兵乎？故战胜以丧礼居之，亦无足怪者。言乐与不乐，皆未之尽也。古之处此者，外则歌舞，而内以丧礼居之。

黄初四年，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昭、尚书令陈群、太史令许芝、谒者仆射诸葛诞各有书与诸葛亮，陈天命人事，欲使举国称藩，亮不报。

魏之群臣可谓不学亡术，而昧于识虑矣。使其学术识虑如汉萧望之者，当不为此举动也。汉宣帝时，呼韩款塞称藩，望之议以客礼待之，使他日遁去，于汉不为叛臣。宣帝从之。盖方是时，匈奴虽衰，然素号敌国，非东瓯、南粤比也。名分一正，遂不可易，他日叛去，何以处之？发兵加诛，则势有所未能；置之不问，则无以令天下。故方其柔顺之时，待以不臣之礼，非独示以谦损，盖将为后日久远之虑也。魏之自视何如宣帝？吴、蜀虽弱，不至如呼韩邪之时。彼虽称藩，犹当待以弗臣，况未服而强之耶？前此加权封爵，而为权所戏侮。今复喻蜀称藩，为亮所不答。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者，不如是之劳也。

兴平二年，袁术僭号于九江，置南北郊。是时荆州牧刘表亦郊祀天地，汉不能制。

唯天子祀天地于郊，唯鲁得用郊。郊祀之礼，圣人之所甚重。而后之乱人，欲为大盗于天下，未尝不先盗其所甚重者。此庄、老之徒所以有「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」之说也。至扬子之论，则又不然：「秦人祠白畤，周不即禁，卒举天下而与之。名分所在，不得不重」。夫庄、老之说，儒者固已非之，而扬子之论，亦复有所未尽。扬子惟知严名分以临天下，而不知能保天下者，然后能守名分。秦人之祀白畤，周非不欲禁之，力有所不能也。然则欲守名分者，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。

诸葛孔明说先主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。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，以荆州之军向宛、雒，而身率益州之众以攻秦川。先主称善。

高祖既破陈豨，还至雒阳，叹曰：「代居常山北，而赵从山南有之，远」。乃立子常为代王，以代郡、雁门属焉。地固有封，境虽接，而形势非便者矣。荆州在山前，距蜀五千馀里，而蜀从山后有之，其势实难。非独不能有荆州也，虽得秦川亦不能守。何者？梁、益险绝，盖自守之国，而不可以兼并。凡物之在山外者，尺寸不能有。此高祖所以弃汉中而取三秦也。

权欲令太子登读《汉书》，习知近代之事。以张昭有师法，重烦劳之，乃令张休从昭受读，还以授登。

刘备教禅以《汉书》，而权亦令张昭以《汉书》授其子登。世以权、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，故其所以贻谋者止于如此。是大不然。伊尹之训太甲也，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。周公之戒成王也，称商三宗而不及虞夏。岂伊尹、周公之智，不足以知尧、舜、禹哉！亦取其近于时，切于事者而已。权、备之智，识不足拟伊尹、周公，至其教子，不忽近而慕远，不贵名而贱实，此亦伊尹、周公之遗法也。

《晋汉春秋》曰：「孙皓闻羊、陆交和，以诘于抗，抗曰：『臣不如是，正足以彰其德耳，于祜无伤也』。或以祜、抗为失臣节，两讥之」。

亲仁善邻者，国家之事；出奇克敌者，将帅之职。羊、陆以将帅之职，而修国家之事，此论者所以讥其失节也。窃谓不然。兵固多术矣，有以力相倾者，有以智相倾者，有以德相倾者。秦汉以来，唯知诈力，一有为德，则是非为之纷然，而不知所谓以德相倾者，是亦出奇而已矣。何名为失节哉！然《晋阳秋》以为羊、陆推侨、札之好，兹又过矣。兵家诡道，何侨、札之有？就如所云，乃不足贵。何则？非吴、郑之使，而敦侨、札之分；处方面之任，而私境外之交，此非所以称羊、陆之美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