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卫灵公问陈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「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」。夫以孔子之圣，岂容军旅之不知？然而云尔者，所以救灵公好战之弊也。后世学者遂以谓学者之道，专事俎豆之间，岂不妄哉？昔者，季氏问于冉有曰：「子之知战，学于夫子耶？性之耶」？冉有曰：「即学于夫子者也」。夫子固未尝言兵，冉有孰从而学之？盖文、武之道非有二也，一理而已。儒者明乎一理之变，以接万事之散殊，平居无事，晏然自若，卒然有变，则亦何异乎揖逊之间而左右周旋以应之耶？夫武事之于儒，特其政事之一尔，求之仲尼之门，冉有、季路其人也，孰谓仲尼之徒不学之乎？仲尼之徒未尝不知兵，不知兵者不足为仲尼之徒，第不若后世之谲尔。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，好战非也，忘战亦非也。好战之甚，伤财害民，其弊也常至于忘战。忘战之甚，养寇遗患，其弊也常至于好战，此势之自然所不能已者。是以圣人未尝去兵，亦未尝好战，顾其所以为天下之具，不得不备以待不虞之变尔。后世之学圣人者，乃或不然。甚者抗兵相加，暴骨平野，以快一时之愤；否则弃去武备，以召不测之祸，此皆非得为兵之大势者也。若夫或攻或守，或进或退，或示之奇，或示之正，此特在临机制变之间尔，可预言哉！赵括能读父书而不免长平之败，房琯用古车战而有陈涛之奔，此轻言兵者也。是故古之善言兵者，必先观天下之大势，而后议攻守之术，不知势而议攻守，一边吏之事而已，何足为君子道哉？儒生之言近乎迂阔，然久而不胜其利，惟执事者择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