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睹街市印卖文字，有太学正吴若所上书，言臣常以十事留蔡京，览之不胜骇愕，须至陈述本末，以祈聪察。臣于崇宁间与郑居中、刘正夫等同在从班，是时蔡京独持国政。至大观元年，蒙道君皇帝擢为尚书右丞，日与蔡京争论政事，京意不悦。时道君待臣厚，且遇明堂大礼，京虽怒，臣未有以见逐也。才两月馀，臣丁母忧去位。既而居中、正夫亦以他事与京有隙，而臣孤立无助，遂独两遭斥逐，流落外方，凡二十年。陛下即位之初，首蒙收召，擢为上宰，夙夜罄竭孤忠，未常敢以一言自明向日之事者，盖以方京盛时，生杀在手中，而臣敢忤其意？于是为难。今京事败势去，罪恶暴著，略正典刑矣。虽日言其过，人谁不能，是以不复自明。至于暴其奸状，自有台谏，亦悉心奉行。若乃京所立害民之政，日夜敷陈，以次更革，此陛下所明知。不意吴学正者，以十事留京相诬也。且以岁月考之，蔡京于道君朝斥者五：崇宁间，京罢左仆射，臣时为御史，未尝有章疏乞留京也；大观三年，京初致仕，臣持服在南京；大观四年，京出杭州，臣服阕赴长安；宣和二年，京再致仕，臣以疾病任宫祠；宣和七年，京三致仕，臣以管钥守北京。皆无上章留京之理。假使有之，则当时与京为敌之人，岂不暴臣之章，以治臣之罪哉？不知吴学正所谓以十事留京者果何时，而所谓十事者果何事耶？且上章留京，人臣之大恶也。假如脱已失计而为之，固难隐讳，自应默默羞愧，甘为名教之罪人；若实无其事，而谤言出于意外，使四方传播，以为口实，臣又安得不自辨明？是以冒渎天听，乞特赐聪察，以息嚣谤，则臣死生幸甚。抑臣久有所怀，亦乞因其略为陛下陈之。昔蔡京用事之初，恶元祐臣僚之不右已也，首为党论，以禁锢之。既而京与郑居中、王黼相继当国，各立说以相倾，凡二十馀年，搢绅士大夫除托附童贯梁、师成李、彦朱、勔及诸近习道士之外，未有不经此三人除用者。既各有所因以进其身，则凡议论之间，各党其所厚善，而以众寡为胜负，故其一罢，士大夫连坐而去者数十百人，及其复用，则又源源而来。既恩归私第，岂复有尽忠朝廷者哉？更胜迭负，一进一退者，亦二十馀年矣。私党既成，公论不伸，朝政不纲，金贼内侮，流弊之极，至于今日。所幸党魁既去，则其各所引用之人自当革心易意，勿怀私恩，勿雠私忿，实效赤心，尽忠朝廷，以为陛下之用。伏冀陛下开公正之路，塞私邪之门，实用人才，无有适莫。刑赏所加，视其功罪，而无容心于其间。使朋党之论消于未形，则朝廷有安静之理，天下有太平之期，是亦搢绅之福也。唐李宗闵、李德裕立党以相磨轧，搢绅之祸四十年不能解，文宗叹曰：「去河北贼易，去此朋党难」。后李训用事，素忌宗闵、德裕之宠，乃因杨虞卿狱指为党人，常所恶者，悉陷党中，迁贬无阙日，班列几空，中外震畏。文宗为下诏开谕，群情稍安。此不慎其始之过也。仁宗朝，贾昌朝、陈执中恶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，亦指以为党，而相与为胜负者二十馀年。至嘉祐中，韩琦为相，罔念旧怨，凡所进用之人，不分彼此，惟才是用，故朋党之议不治自消。念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唐文宗为戒，慎之于始，以福天下。《书》曰：「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」。惟陛下留神则幸。所有吴学正书随劄子进，乞下有司诘问言之所从，苟有其实，不敢逃罪；若吴学正造为此言以相授诬，亦乞略加究办，以警观望附会妄言希进之人；若鬻书者托其姓名，妄行印造，则亦乞治其罪。臣衰老憔悴，在北京日，三乞致仕。忽蒙陛下不次擢用，亦欲少效涓尘，以酬造化。不意今者吴学正欲以大恶为臣之罪，伏望陛下笃终始之眷，许臣解罢机务，守本官致仕，以全晚节。

〔贴黄〕臣政和末久病不痊，蒙道君皇帝召为醴泉观使，以便医药。疾病暨愈，因言外方军民久困，若不早加存抚，必有盗贼流亡意外之患，遂建格民之议，究军民利害，蔡京大怒。侍御史张仆承宣风指，上疏论列，于是罢局，臣亦出知扬州。是时臣居京师，不及半年，今朝士大夫皆知其详。由此观之，则臣之踪迹粗亦可悉。伏望圣明洞察，许臣罢免，全其晚节。不胜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