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元祐中为太学博士，讲《易》，讲未终编，俄以罪去。然《易》之大旨，盖尝潜心矣。后十年，崇宁二年，窜处昭州，因以循省馀隙，北面于《易》而承教焉。始也恍若三圣亲以指授，然而犹有《易》也。中也卦爻象数，一念冰释，然而犹有《易》也。终也在天而天，在地而地，在人而人，在物而物，不知何者非《易》邪，不知何者是《易》邪。索之而不得也，简之而不得也，然则昔之作《易》者其谁乎？今之学《易》者其谁乎？不知谁之所以谁者又其谁乎？不得已而喙鸣焉，盖作《易》者以忧患兴，而学《易》者以忧患入也。作《易》者以忧患兴，经著之矣；学《易》者以忧患入，未有过于孔子者。故曰「吾再逐于鲁，伐木于宋，削迹于卫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之间，亲戚益疏，徒友益散，其所以韦编三绝，是乃《易》之所不得遁也。五十而学《易》，有《易》可学也。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，则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矣」。孔子，《易》也；《易》，孔子也。孔子与《易》，虽大智迷矣。予未得为孔子徒者也，然自元祐以来，黜于襄州，窜于新州，又窜于永州、昭州，亲老不得养，兄弟妻子离散，举天下言罪戾者必归焉。行年四十有五，又适近于孔子言「加我数年」之时也。孔子于是时前言学《易》，予以是时愿学焉。幸而得之以进乎学，则所谓可以无大过者，尚窃庶几焉不瞠若乎其后也。庄子曰：「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」？予既以夫未尝有言者容声于笔端矣，于是又为之序以冠之，以概见秋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