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诗者不必有序，夫既有序而直陈其事，则诗可以不作矣。说诗者或不可以无序，断会一诗之旨而序之，庶几乎发明先民之言，以告后生弟子焉。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，无乃惑欤？夫作诗之君子，世莫得而氏之，其所经见者，则周公、吉甫、家父，孟子也。其人大圣且贤也，其所作可与二三君子偶者，虽末之，亦善士也。其感惟深，其诚惟加，其辞惟缓，徘徊自致吾爱君之心焉，先王先公之烈于是乎在也。序诗者于所刺不讳时君之恶而暴其私，无所不及，虽闾阎委琐之私，亦不过是，岂特善骂云乎邪？亦自善讦，而馀怒悉纾而罢矣，尚何托之鸟兽草木虫鱼，文之训诂，比之音声以成诗乎？吾君既治，一国之君皆美之也，吾何容心哉？犹然以廉肉节奏咏之飏之，是所以为先王先公之烈者也。序诗者于所美直而且倨，殆类考功所书县令最状，尚何托之鸟兽草木虫鱼，文之训诂，比之声音以成诗乎？孰为「《诗》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」乎？如《山有枢》之序曰：「有财不能用，有钟鼓不能以自乐，有朝廷不能洒扫」。《车攻》之序曰：「宣王能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复文武之境土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复会诸侯于东都，因田猎而选车徒焉」。诗无遗思矣。如此之类，一序而足，又何必诗之作邪？由是观之，诗之所序非当时之所作明矣。且逸诗之传，幸而托于金石得完者，岐下之石鼓也，又安睹序耶？自《泽陂》之序绝，其后继而有作者，屈原《离骚》亦未尝有序，而序之者王逸也。秦汉之间，古诗之传，兴致深远，颇有国风遗韵，而亦未尝有序。知之者固自知之，况夫先民之言，本诸人情而有作，人情不亡，则其言不患乎不明也。譬诸喜乐而笙歌，疾痛而呻吟，古今一也，又岂惧人之不可知，则默以已乎？殆夫晋魏文墨之士，才力凡下，陋不知学，因习说《诗》之序而自为其诗序，盖可惭也已。今之说者反因此以诬商周之君子，何异以王莽论周公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