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子自谓三十而立，之后十年乃不惑，实自志学之后二十年也。嗟乎，学而不惑之难如此！同知枢密院懿简赵公，没身于《春秋》，著《春秋经解》十卷，约而喻，简而达，顾杜氏、啖、赵诸儒之例而病之，作《春秋例义》二十卷。问者曰：「孰病」？曰：病前人有例而无义也。曰：「孰谓义」？曰：义正者为正例，犹岳镇之不可移也；义变者为变例，则沧海之涵泳而靡常也。俟其比偶其类，右志而左物，又如九野之博而实其理，众星之繁而丽乎文，则约且简者，得以窥圣人之志也。自啖、赵谓《公》、《谷》守经、《左氏》通史之后，学者待《左氏》如古史记，美文章纷华而玩之，不复语经于斯矣。公独于经先之，《左氏》而不合则求之《公》、《谷》，又不合则求之啖、赵、陆氏，而远独及于董仲舒，近在本朝诸儒，则独与孙明复辩。其好而无党，恶而无欲，毅然不惑于名高者也，黯然不惑于众而自信者也。公未著书之前，有名世大儒为矫枉之论曰：「隐非让，盾、止实弑」。国中勇闻而乡风，莫敢少异。公独叹曰：「予岂溺于三《传》者？其如《春秋》重志而察微，何信简编而疑师授，专耳目而忽志意，最学者之灾也。隐虽非贤君，而让国之志不可诬也。盾非州吁，止非般，则非实弑而加弑，以笃为人臣、为人子者万世之忠孝。众人之疑可也，孰谓君子而疑诸？如彼之言，则《春秋》开卷平读，而小子得之矣，何为子贡、闵子骞、公肩子、曾子、子石之徒惑焉？学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」。呜呼，公之于《春秋》笃好而勤力矣。公早以濮议名重于天下，其后论新法，闲居终南之下者十馀年。晚由温公之言起废，不三年遂与枢务，皆以《春秋》之学著之行事，而未尝以所学一出于口，又何难邪！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，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，积学于躬有在于此也。公不究所蕴而薨于位，大夫学士悲之，而幸此书之存焉尔也。说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，辱公赐之话言，缪已窃为《春秋》学矣，而不能公之问，虽尝略睹公之书，而未之好也。逮今三十馀年，始知好公之书，而叹息涕泗，有不可赎之悔。则姑从其诸孙而序之，以补墓铭隧碑之所遗云。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，朝请大夫、知成州晁说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