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之启：前日蒙临访，语及说之所行解潜辞不当用「四之日」，众口纷然指笑。说之即谢吾友曰：前已略闻于江子之，继又闻于富季申，是二君者皆说之平生之畏友也，其德我于今日者宜厚，不同众人也。说之八月十四日据兵房请辞状，称解潜初一日至初四日与贼力战云云。说之虽不能文，辄行辞曰：「坚战终夕者，其勇在行伍之外。况四之日锋镝接夜，参伐为我动摇，而斗杓阻我势力，我鼓鼙自震而戈矛加厉，宁论白日照明之烈哉」！愚意辄与其昼夜战也。其所谓四之日者，盖见自昔文辞称一之日如何，二之日如何者甚多，不胜举也。彼何男子，虽家不藏书，宁无数策唐人文集可检乎？夫何作者之常谈，特以身非作者，遂禁不得道之耶？或曰：是有害于《诗》义，奈何？吾友不谢之曰：是诗谓《豳》诗乎？夫《豳》诗于风俗气候制度仪物，皆本诸豳国而条理顺事也，而独于日月参差错出，其语何耶？大凡著述家必谨日月，说者以日为月，何以告当世之民，而视后世之人哉？其义果何在耶？上自国家政令，下及农夫稼穑，虽有改正朔之异，其本诸夏正则无改也。有《夏小正》者，周公本之为《月令》，不幸吕不韦攘以为书，学者遂因《吕览》而薄之。豳诗于农事日月何可少差忒耶？《豳》诗六月则夏正也，说者谓一之日周之正月，二之日商之正月，三之日夏之正月，于理于事果何归耶？说者谓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，四之日举趾者周四月也，其修农器于夏之正月，则其举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。不曰夏之二月而曰周之四月，必善贸乱，于历如此，何耶？「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，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」。如彼说者，则是藏冰于十二月，二阳之临，用事之卦，冬至水泉动之后，果容冲冲之意以凿冰乎？且既凿冰矣，必待暴之于路一月之久，乃纳之于室，果当人情，果适事理乎？昭公四年申丰之言曰：「日在北陆而藏冰」。是建丑月藏冰，岂若说《豳》诗者，谓藏冰在建寅之乖戾也？说《豳》诗谓出冰于建寅之月，不太早乎？又不若申丰谓西陆朝觌而出之，实在建辰之月为允会也。不知执事者果何从耶？夫公刘于豳，商之诸侯也，方在商之世，而宁有周正之可论哉？借以为周公之所追言也，周公于豳土责农民必谨气候，而于商王使诸侯不奉正朔，又复何耶？凡此七者，吾畏友岂不能白之，必待老仆之费言辞乎？老仆三十年前作《诗传》，所辩详矣，特以王氏之学方炽于世。王氏于先儒之善者，因而更变以取胜，其不善者忽略不能正之。顾仆一身之微，敢当一世之怒气，少出所学哉？因循不为吾畏友而有言，则其罪也。又如某之言皆无所当，而昔之人于《诗》也，未尝胶固底滞如此也。闻关关者必责之以《关雎》之好德，闻采采者必责以《卷耳》之勤劳，可不可耶？嗟夫，世无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，以与《毛诗》辩，而欧阳公、刘仲原父尝有所辩正，而偶不此之及，唯吾二三畏友之是赖也。如何如何？病目不果亲书，薄遽中草略，不宣。八月三十日，说之上明仲学士足下。